利率平价理论 （Interest Rate Parity）认为两个国家利率的差额相等于远期兑换率及现货兑换率之间的差额。由凯恩斯和爱因齐格提出的远期汇率决定理论。他们认为均衡汇率是通过国际抛补套利所引起的外汇交易形成的。在两国利率存在差异的情况下，资金将从低利率国流向高利率国以谋取利润。但套利者在比较金融资产的收益率时，不仅考虑两种资产利率所提供的收益率，还要考虑两种资产由于汇率变动所产生的收益变动，即外汇风险。套利者往往将套利与掉期业务相结合，以避免汇率风险，保证无亏损之虞。大量掉期外汇交易的结果是，低利率国货币的现汇汇率下浮，期汇汇率上浮；高利率国货币的现汇汇率上浮，期汇汇率下浮。远期差价为期汇汇率与现汇汇率的差额，由此低利率国货币就会出现远期升水，高利率国货币则会出现远期贴水。随着抛补套利的不断进行，远期差价就会不断加大，直到两种资产所提供的收益率完全相等，这时抛补套利活动就会停止，远期差价正好等于两国利差，即利率平价成立。因此我们可以归纳一下利率评价说的基本观点：远期差价是由两国利率差异决定的，并且高利率国货币在期汇市场上必定贴水，低利率国货币在期汇市场上必定升水。
　　利率平价在中国的表现
　　由于央行对资本项目下的外汇实行管制，短期套利资本并不具有充分的流动性；风险厌恶型的套利者只有在获得一定的超额收益一风险报酬的情况下，才愿意持有人民币资产。根据在第一部分中所介绍经过变形的无抛补利率平价表达式——等式（7），我们可以得到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的表达式：
　　P＝rd－rf－△E〔，e〕 （8）
　　风险报酬p由两个部分组成，一是国内利率水平和国际金融市场上的利率水平之间的差异，即rd－rf；另一个就是人民币汇率的预期变化率，即△E〔，e〕。在蒙代尔—弗莱明模型中，假定市场预期的汇率升（贬）值率实际上是被看作是给定的，也就是说假定汇率预期是静态的，即△E〔，e〕是确定的，当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超过了套利成本（包括交易成本和技术成本）时，套利资本将流入国内。
　　当以人民币计价的金融资产的投资回报率高于国际市场上的同类外币资产时，关于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率的预期对于套利资本的流动具有重要意义。假设对外贸易持续顺差，市场预期人民币将保持小幅升值的走势，也就是说，△E〔，e〕＜0。国内利率水平超过国际利率水平的差额（R�，d〕－R�，f〕＞0）与人民币汇率预期的升值率（△E〔，e〕＜0）一起构成了国内金融市场为套利资本流入所提供的风险报酬。当这个风险报酬高于套利成本时，套利资本内流。如果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不足以弥补过高的套利成本，那么套利资本的流动不会发生。在套利资本的流动已经发生的情况下，国内利率水平越高，预期的人民币汇率的升值率越大，风险报酬就越高，套利资本流入的规模就越大。
　　随着套利资本的流入，外汇市场上外汇供给量将进一步增加，人民币面临着更大的升值压力。但是，由于央行以稳定人民币汇率为政策目标，致使人民币汇率对外汇供需的变化缺乏弹性，汇率升值的幅度被限制在很少的波幅内，人民币汇率不可能在瞬间实现充分的升值以令市场形成人民币汇率将要贬值的预期，来抵消国内利率水平上升所形成的风险报酬。相反，由于套利资本的流入，外汇的供给进一步增加，市场会预期人民币将继续升值。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不仅得以维持，甚至有增大的可能。套利资本继续流入。
　　如果对外贸易持续逆差，外汇市场上的外汇供给不足，市场会预期人民币将小幅贬值，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就是人民币资产的利率与外币资产之间的利差减去人民币预期的贬值率（绝对值）。若该风险报酬仍高于套利成本，那么短期资金会流入；若该风险报酬不足以弥补套利成本，但仍落在中性区间的左右边界内，套利资金是不会流入的。如果预期人民币将发生大幅度贬值，预期的贬值率不仅抵消了正的利差，还使套利资金的流出变得有利可图，即风险报酬落在中性区间的右边界之外，套利资本将外流。
　　如果进出口贸易额基本持平，预期人民币汇率将保持稳定，那么国内金融市场所提供的风险报酬就是国内与国际金融市场上利率水平之间的差额。只要这个利差落在中性区间之内，套利资本的流动就不会发生；否则，套利资本的流动不可避免。
　　1994年初的外汇体制改革导致外汇市场中的供给大幅增加，外汇市场上供过于求的局面到1994年中期已日见明朗。在这种情况下，市场根据央行稳定人民币汇率的政策，预期人民币将持续小幅升值。与此同时，人民币利率也远远高于国际金融市场利率。从货币市场来看，国内短期存贷款平均利率水平在年利率10％以上，而国际货币市场上平均利率不足6％。以1995年1月底为例，国际资本市场上LIBOR六个月期美元利率为3．3125％。如果将100万美元资金调入国内，以8．7：1的比率兑换成人民币870万元，以一年期存于银行中，可得利息87万元（年率10％）。假设年底汇率仍维持8．7：1的比率，可得美元利息10万美元，比在国际资本市场上存款所得利息高出200％。从债券市场上看，国内债券利率平均高达14％左右，最高的国债利率加保值贴补率高达16％，而西方国家的国债年利率平均不到6％。从股票市场上看，中国的股票市场波幅较大，短短数月内波幅可达200％以上，1994年投资股票的收益率在35％以上，而美国、日本国内的股票收益率不到10％。
　　考虑到人民币升值的因素，国内金融市场对短期资本流入的吸引力进一步加强。1994年初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是8．7：1，1994年末上升到8．4：1；一年期人民币定期存款利率为年率10％。若在年初将100万美元换成870万元人民币，存入中国的银行，一年的利息收入为87万元，连本带息共计957万元。按年末1美元兑换8．4元人民币的汇率，957万元人民币可以兑换成113万美元，实际回报率为13％，其中10％是人民币名义利率提供的，3％是人民币升值造成的。高额的利差和汇差为短期资本流入提供了极具诱惑力的风险报酬。
　　由于将制度因素数量化存在很大的困难，我们不可能准确地估算出套利资本流动所要承担的制度成本的数值，技术成本的估算又因缺乏统计数据而难以进行，因而套利资本流动所要承担的套利成本的具体数据难以得到。但是，从现实情况来看，套利资本的流入确已发生。前文引用的国家外汇管理局株州市分局对1994年资本项目混入经常项目结汇的外汇资金的调查数据就是一个例证。

精确的公式是不存在的，但是我可以提供一些思路给你。

假定他们存在一些联系（你需要假定他们是线形关系、对数关系还是什么关系，这个可以通过坐标轴来大致判断一下），搜集多年的三者的数据，然后用计量经济学的办法确定他们之间的相关系数，只要证明偏差在5%的范围内就可以了。事实上，你看郎咸平教授讨论公司治理的一些公式，也是按照这个办法来寻求公式的。

另外，股票回报率一般是高于银行利率的（存在大于等于的关系），可以搜集美国市场多年的数据来论证这个结论（A股市场主要是数据量太小）。至于汇率，则需要分行业来探讨他们的影响，一般是分为长期与短期、出口型经济与进口型经济来讨论。这样的话，你的论文的数据量也相当丰富了。

要证明经济危机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有影响。也可以这么论证，得出繁荣时期的相关系数，再得出危机期间的相关系数，二者显著不同（注意必须是显著不同），则证明危机对此有影响。当然你还可以根据美林时间周期再细分时间段，从而得出更精确的答案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