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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城南，长江之岸，弹子石街，矗立着一尊摩崖石刻大佛。

佛高7米5，倚坐式，右手持说法印，左手抚膝，面带神秘微笑。

大佛为何人何时所建？据考证，乃元末大夏国主明玉珍敕建，目的是为了镇压水患，保过往船只的平安。

大佛背后有寺，称大佛寺。2001年，寺旁建成跨江大桥时，以此为地名，南来北往的车辆仰望桥顶，即见“大佛寺长江大桥”之名。

寺内还有一五佛殿，殿内有五尊造像。正面三佛，据说是释迦牟尼的法身、报身和化身，侧面两佛骑青狮白象，这是文殊、普贤菩萨的形象标识。一般认为，这五尊造像的生成年代晚于临江大佛，乃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所建。

有人说，普贤菩萨像是独眼，而明玉珍也曾被流矢射伤右眼，两者正好对应，所以，“普贤”就是明玉珍，这是大夏国遗民为纪念明玉珍而偷偷建造的。“文殊”则是徐寿辉，他是明玉珍曾经追随的农民义军领袖、大宋国的皇帝，后来被部下陈友谅所杀。 这个说法流传很广，甚至临江大佛，也有说是明玉珍义弟万胜之像云云。

嗟乎！历史研究重在取证，但此说之证实在太过薄弱，仅仅依靠塑像之“独眼”予以判定，叫人难以信服。 且不说“独眼”可能是风化影响（仔细看确有不明显的眼部雕痕），单就发现“独眼”这件事，若说几百年来都无人发觉，如何使人相信？若一旦被怀疑有暗祭明玉珍之用，明代统治者断不会让它保留至今。更何况，祭奠一个人，真的需要以写实手法突显他的“独眼”特征吗？

笔者想起小时候听过的一个故事：一位独眼跛脚的将军，请人给自己画像，有的画师据实而作，竟惹恼将军被砍了头。只一位聪明的画师，画以人物踏石射箭瞄眼之姿，才算让将军满意，从而保住了自己的头颅。 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每个人对自己身体的缺陷都是忌讳的，不愿被过多关注，身边亲近之人理当体会，从而尽可能避免提起。今天我们看到的所有明玉珍画像、雕像、影视作品，没有一个是“独眼”造型，这就是最好的例证。虽然古今有别，但人性却是相通的。

所以，“普贤”不可能是明玉珍，“文殊”更不可能是徐寿辉，当然，“镇江大佛”也不可能是万胜。 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误解？问题令人深思。这本是一游客的恣意遐想，最后竟有传是专家意见，以致这个说法写入各种媒体，广为流传、几成史实。

历史是深邃的、迷人的，吸引我们去探寻究竟。然而，如果没有走入深处，就无法领略真正的风光、发现历史的真相。流传久远的说法，并不见得对，鲜有被质疑的，或许恰恰值得怀疑。

当我们再次审视“镇江大佛”时，不仅疑窦丛生：它真的是为镇压水中妖怪而建的吗？

船只在湍急的河流中遇险沉没，将原因归结为妖怪的兴风作浪，传说里常有，现实中却极其荒诞。明玉珍的大夏国信奉弥勒，那是笼络人心的手段，在面对险滩激流这个现实问题上，真的相信是妖怪作乱吗？ 实际上，并没有任何史料记载，大佛乃镇江之用。而且修建大佛工程浩大，对大夏国这样一个“穷国”来说，是否值得为一个荒诞的理由耗费金钱与人力，实在令人怀疑。我们不能低估了古人的智商。

看来，对大佛的研究还是太表面化了，我们很可能没有参透明玉珍的本意。 那就让我们向着历史深处进发吧，去探寻神秘大佛的真相，虽然前途未知，但这是重庆人必须担当起的责任。

2

大江、大佛、临水、倚崖。

这样的场景会让你想到什么？大佛镇江？用一座大石佛来镇压水里作乱的妖怪？ 大概很多人会想到这一点，可是为什么呢？是不是因为——乐山大佛？

它实在太有名了，据说建造的目的就是为了“镇压水妖”，而乐山大佛与弹子石大佛的情况其实极为相似。同样位于江水汇流处，同样在临水岸边，同样倚山而建（差别在于规模），还有一个共同点，它们都是——弥勒佛。

弹子石大佛由明玉珍敕建，明玉珍信奉弥勒，大佛理当是“弥勒”。而乐山大佛，很多人以为是释迦牟尼，其实它正确的名称是“嘉州凌云寺大弥勒石像”。

那么问题来了，明玉珍有没有可能受乐山大佛影响，从而在重庆修建了弹子石大佛呢？

答案还不能一口否定。因为明玉珍的确去过乐山、去过大佛所在的凌云寺，而且还打了一场有名的战役，载入了史册。

为了讲清楚这件事，让我们从头说起吧。

元末，天下大乱。湖北随州明玉珍，本在家乡耕种务农，虽然年少，但英勇过人。为保乡里平安，他集结乡勇建立山寨，后为徐寿辉红巾军收编，授统兵征虏大元帅，隶属倪文俊部。

明玉珍受命守沔阳，1355年，由于军粮不济，前往川东巫峡一带筹粮。偶然获知重庆兵备单弱、守将不和，于是率部取之。四川行省右丞完者都逃遁果州（今南充），左丞哈麻秃出战被擒，玉珍遣使献与汉阳徐寿辉。随后，出兵川南，夺泸州、叙南（今宜宾）等地，控制川东南地区。又溯涪江而上，在普州（今安岳）击败四川元军主力。还军重庆后，徐寿辉拜玉珍为陇蜀行省右丞。

然而就在这期间，红巾军内部发生分裂，倪文俊企图杀害徐寿辉未果，反被部将陈友谅杀害。至正十九年（1359），陈友谅挟持徐寿辉，自称汉王。同一年，完者都率军来到嘉定（今乐山），与四川行省平章朗革歹、参政赵成汇合，准备反扑。

1360年闰五月，陈友谅杀徐寿辉后称帝，建国号大汉，派使者往见明玉珍，假徐寿辉之命，令其撤出四川，相助进攻朱元璋。而明玉珍已从其他渠道获知真相，愤怒地杀掉使者，令三军着白衣为徐寿辉发丧，并为之在城南立庙，每年定期祭祀。又派兵守住夔门，从此不与陈友谅相通，自立为陇蜀王。

同年11月，明玉珍命万胜西征嘉定，万胜很快攻下嘉定城，但元军退守九顶山负隅顽抗，久攻不下。 九顶山，在乐山城东一里，隔江而立、地势险要。山有九峰，故曰“九顶”。九峰原各有寺，后八寺废，仅存一寺，曰报恩寺。九顶山就是今天的凌云山，报恩寺就是凌云寺，山前就是雄伟的乐山大佛。

至正二十一年（1361），明玉珍亲率大军前来，与万胜左右夹击九顶山，最后生擒完者都等人。经此一役，元朝在四川的兵力基本被消灭，明玉珍很快确立了对四川大部分地区的控制，九顶山一战可以说至为关键。

这是明玉珍第一次踏上乐山土地，当他募然看到高耸入云的摩崖大佛时，心里一定被震惊了！ 山即是佛、佛即是山，气势恢宏、鬼斧神工。从未见过如此巨大的弥勒佛像，这简直就是“神迹”。信奉弥勒佛的部众，大概纷纷跪拜，以示虔敬。

乐山大佛是怎么来的？可惜，正史中并没有任何记载。解开大佛诞生之谜的，是凌云山悬崖上刻着的一段碑文，那是大佛缔造者留下的珍贵记录。

唐开元初，和尚海通云游至此，决定筹资开山、凿大弥勒像，可是大佛只修到肩部，海通就圆寂了。天宝年间，剑南节度使章仇兼琼捐赠俸金，海通的徒弟领着工匠继续建造，当修到大佛膝盖时，章仇兼琼迁任户部尚书，工程再次停工。四十年后，剑南西川节度使韦皋捐赠俸金续建，又向朝廷申请同意使用麻盐税款。于是，经过三代工匠的接续努力，唐德宗贞元十九年（803年），大佛终于建成，前后历时90年。正是韦皋将这段历史刻成碑文，我们今天才得以了解。

那么是什么原因，促使海通和尚选择此地发下宏誓，要开山凿大像呢？流行的说法即是“大佛镇江”，为了镇压水里的妖怪，然而真相并非如此。

韦皋碑文有如下记录：以此山淙流激湍，峭壁万仞，谓石可改而下，江或积而平。若广开慈容，廖廓轮相，善因可作，众力可集。由是崇未来因，作弥勒像，俾前劫后劫，修之无穷。

意思是，此地江水湍急，把凿下的岩石填入江中，水流可能会因石块堆积而变得平缓。如借此修凿一尊大佛像，弘扬佛法，则能积累善因，凝聚起信众的力量。 然而，水中填入岩石是否真能变得平缓，尚待科学回答，不过这倒不失为一个就近处理岩石废料的便捷方法，水边造像就是有此优势。

这里虽然没有提到任何水中妖怪，但在韦皋碑文里，确有一处提到了“水怪”： 于是，万夫竞力，千锤齐奋。大石雷坠，伏螭潜骇。巨谷将盈，水怪易空。时积日竞，月将岁就。不数载而圣容俨然。

这一段是形容大佛开凿时壮观热烈的景象。众多工匠奋力凿锤，巨石坠落发出雷鸣一般的声响，潜伏江底的蛟龙惊恐地逃走了，巨大的水潭就快要被填满了，各种水怪也都逃空了。 注意，这里的“伏螭”“水怪”，并非真的指水中有蛟龙或妖怪，而是一种文学的修辞手法。

乐山大佛造型巨大，但大佛并不独有。隋唐宋时期，全国范围内佛教造像运动兴起，涌现了云岗、敦煌、龙门等著名石窟。而四川地区尤为兴盛，石窟造像之多，居全国首位，以大足、安岳、潼南、资中为主要石窟区。其中，不乏大佛造像，比如潼南、安岳、南部、合川、荣县等，高度或长度在10米以上的坐佛和卧佛共有十几尊，四川可谓“大佛之乡”。

仁寿、南部、屏山等地的大佛都建在深山里，如果水边大佛是为了“镇压水妖”，那这些深藏山林的大佛该如何解释呢？归根结底，还是“信仰”的力量，一切都是为了弘扬佛法，章仇兼琼、韦皋愿意主动接棒大佛工程，只因为他们都是虔诚的佛教信徒。

大佛之所以建在航道岸边，有一个重要的优势即——曝光率高。来往的船只都能看见，停船上岸就可以参拜，如果建在深山内地，大佛的关注度必会大受影响。

所以，建造乐山大佛，其实与“镇江”没什么关系。对于先秦时期即拥有都江堰大型水利工程的四川来说，唐代还在用“大佛镇江”的理论治水，实在有点说不过去。乐山大佛越是巨大，就越不可能建构在一个基础薄弱的理由之上。

然而，最终在大部分人头脑里形成观念的，又正是“大佛镇江”一类的神话。盖因神话带有故事 {MOD}彩、贴近人们的情感需求，而且简洁易于传播。类似的解释，也深深影响了人们解读其他建在水边的大佛，比如重庆弹子石。

弹子石大佛究竟是为什么而建的？接下来我们要抽丝剥茧、刨根问底，看能不能找出大佛的真相。

3

表面来看，弹子石大佛至少有两处疑点。

第一是没有发现题刻。一般情况下，造像者都会留下碑刻文字，记录其造像由来和历史，可是弹子石大佛没有。 也可能曾经有，后来被毁坏了（大佛右侧有一平滑石壁，疑似曾有文字）。除了自然损毁原因外，有没有可能是人为故意毁掉的呢？如果这尊大佛具有特殊意义，难以为明代统治者所容，那么毁掉碑文，实质上则是保护大佛，让人们以为这只是一座单纯的镇江大佛，任谁都可以接受。当然，现在没有证据，这只是一种猜想。

第二是史料失载，正史中没有记录。 1990年，河南洛阳龙门石窟研究所的温玉成先生在重庆讲学期间，受邀参观弹子石大佛寺。他后来指出，这是“我国唯一可确认的元末明教造像，又是我国唯一可确认的农民义军政权造像，历史意义重大。”他还说这“更是万里长江畔唯一的一处石窟造像。”

让我们细嚼一下，这几句话分别从时间、空间、建造主体三个角度，指出大佛所具有的非凡意义。然而，如果回到600多年前呢？当明玉珍下决心要建造一座大佛像时，他肯定也意识到，红巾军里没人干过这件事，长江沿岸也没见过类似佛像，这绝不是一个普通的工程。

农民起义军的任务是打仗、争地盘、获取财物，虽然在重庆建国以图长久，也开科取士，但大夏国本质上是个“穷国”，不允许大搞“文化建设”。明玉珍推行“赋税十取其一”，财政并不富裕，他甚至没有为自己建造宫殿，1982年发现的明玉珍墓，墓葬十分简朴，这一切恐怕不只是遵明教教义之故，而是大夏国的现实，即财政薄弱——没有钱。

尽管如此，明玉珍仍然决定建造一尊大佛。不管什么原因，这本来值得史家大书一笔，可怪就怪在，明玉珍有关的史料中，都没有记录这件事，仿佛与他毫不相关，甚至根本就不是他下令建造的？ 也许有人觉得这本不是个问题，史家不可能把所有事件都记录下来，而且大夏国的史料本来就少，没有留下历史记载其实很正常。

不，一点也不正常。

在明玉珍墓发现以前，大夏国在重庆主城区留下的唯一历史遗迹，就是弹子石大佛，今天我们看来意义重大，放在当年也一定非同寻常，可为什么偏偏就被史家集体忽视了？为了弄清来龙去脉，看来有必要捋一捋明玉珍在重庆时期的活动。解开历史之谜的前提，即是读懂历史。

温玉成说，大佛可能建造于大夏国鼎盛时期，也就是1361至1366年间，我们的探索就从1361年开始。

这一年，明玉珍亲率大军在嘉定作战，得胜后班师回渝。十月望日，即国王位，不易国号、不改元。这时的明玉珍审时度势，已决定割据四川、自立王国。 此前，他派兵驻守夔门，断绝与陈友谅的往来，也切断了陈友谅的退路，若其与朱元璋交战失败，将无法退入四川。为防止自己两面受敌，故派万胜前往嘉定清除元朝在四川的残余势力，嘉定战役之后，明玉珍已有信心据蜀自守。

在谋士的极力劝谏下，为整顿军纪，防止士兵逃回东部老家，明玉珍终于决定登基称帝。1363年，登基大典在重庆举行，明玉珍定国号为大夏，年号天统。当时人们称中国为“中夏”，“夏”也是中国最早的王朝之名，而“天统”则有上天统治之义。明玉珍取用这样的国号与年号，颇有“顺应天意、统一中华”之志。

大夏政权仿周制设六卿，分四川为八道，其下设府、州、县三级；置翰林院，开科取士；建社稷宗庙，求雅乐；定赋税、十取其一；去佛、道二教，只奉弥勒。

军事方面，明玉珍在兴元、陕西、夷陵设军事据点，1364年，兵分三路攻打云南。万胜一路打到中庆（今昆明），然而另外两路未能及时会合，在元军疯狂反扑下，他只好退回重庆。

内政方面，年轻的大夏国也遭遇了不利。仿周制在实际运行中容易引发混乱，1365年，明玉珍不得不废六卿，改行宋元官制，设中书省、枢密院。 这时的明玉珍，已经没有了最初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他决定不轻易出兵中原，坚守重庆，与朱元璋交好，保住自己的独立王国。

1366年，明玉珍逝世，年仅三十五岁。

他的死因有多种说法，有说是病死的，有说是被谋害的，但都难以证实。此后，明玉珍之子明升即位，他才只有十岁，由母亲彭氏垂帘听政。然而，此时的大夏国国势日衰、内讧不断，1371年，朱元璋军队攻破瞿塘峡的军事防御，包围重庆城，明升归降，大夏政权由此灭亡。

纵观以上历史，从明玉珍称王到大夏国灭亡只有短短十年，最辉煌时期仅五年，按理来说，重大事件应该会得到记录。但是笔者遍寻能查到的史书、碑刻、族谱等，都没有发现弹子石大佛的丝毫踪迹。这就不免让人产生疑问：是明玉珍和大夏国的史料太少吗？还是大佛根本就不是明玉珍建造的？

今天我们关于大佛与明玉珍之间的联系，其实来自清嘉庆时期的一篇地理游记，游记的主人名叫——陶澍。

嘉庆十五年（1810年），国史馆编修陶澍奉命离京，前往四川成都担任乡试副主考官。完成任务后，他决定沿水路由重庆穿越三峡，抵湖北荆州再改走陆路，经河南、河北回到北京。时年33岁的陶澍坚持每天写日记，172天旅程的所见所闻所思都被一一记录下来，形成了一本《蜀輶日记》。

经过重庆时，他写道：初六日，自江北厅解维，过五桂石、弹子石，十里至观音碚。南岸有大石佛，面饰以金，光彩夺目，伪夏都察院邹兴所凿也。

这是目前所能找到的最早的大佛记录，而它一出现，就将大佛与大夏国建立起联系，说大佛乃明玉珍部将邹兴所建。但是，这条记录可信吗？对很多人来说，陶澍是个相对陌生的名字，岂知他并非普通官员，曾任两江总督，发掘、培养了林则徐、左宗棠、胡林翼、魏源等一大批人才。

他年轻时任国史馆编修，职业就是研究历史，博古通今，尤长考据，其对陶渊明生平的考证，得到许多后世名家的大为称赞。这次三峡之行，他不只为游山玩水，而是以认真严谨的态度，考证记录三峡地区的地理和历史，甚至对“一山、一水、一祠宇、一桥梁无不考其名，究其源委”，同时思考国家治理之道，表现出极强的理性精神。

由此来看，陶澍也许获得了可靠的信息源，或者较为确凿的证据，才会以肯定的语气把大佛建造者这件事记录下来并留传后世。 事实上，他的记录的确影响了后来之人，比如民国时期向楚主编的《巴县志》，其中也出现了相似的记录。

民国《巴县志》疆域篇有如下记载：江水过鹧鸪石（笔者注：即前述五桂石）、弹子石至观音碚，南岸有大石佛，明夏都察院邹兴所凿也。

这两处文字描述具有惊人的相似性，或许可以断定，向志的信息源正是陶澍日记。由于向志对今日之重庆历史研究具有重要意义，以致大多数写弹子石大佛的文章，都会引用向志的这条记录（遗憾的是许多人误认为出自清王尔鉴之手），它成为我们今天判定大佛乃明玉珍敕建的唯一证据。

可是追根溯源，陶澍的说法真的无懈可击吗？虽然是考据大家，这条记录仍然存在明显的疑点。

疑点之一，是邹兴的官职。根据多个史料查证，明玉珍归顺徐寿辉时，邹兴官职不明，而1363年大夏建国时，明玉珍赐封其为六卿之一的司徒，掌管土地和户籍。1364年，明玉珍安排三路人马分道进攻云南，司寇邹兴为其中之一。1365年大夏改周制为宋元官制时，又封邹兴为成都平章，即成都地区的最高行政长官，镇守成都。明玉珍死后，1371年，邹兴带兵在夔州抵御明军时战死。 总之，从现有史料来看，没有发现邹兴担任都察院职务的记录。

疑点之二，正是都察院这个机构本身。一般认为，都察院是明清时期的监察机构。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朱元璋改前代所设御史台为都察院，长官为左、右都御史。清代沿用这一机构名，但将职能改为法纪监督。

大夏国有没有都察院呢？不清楚。《平夏录》里提到“是年，更立中书省、枢密院，戴寿为左丞相，万胜为右丞相，大亨、张文炳为知都察院”。现代史家认为，《平夏录》存在多处误记，这一句的“大亨”应为“向大亨”，“都察院”应为“枢密院”。除此之外，在其他史料中，再没有发现任何人，出任过明夏都察院的职务。

现在来看陶澍的记录，就不免让人起疑。如果邹兴没有任过都察院官职，又或者大夏国根本就没有都察院，那么“大佛乃邹兴所凿”这件事，又是否值得相信呢？ 如果一时无法回答，那不如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让我们沿着历史脉络继续梳理，看看会有何发现。

你是否还记得，陶澍在日记里形容大佛“面饰以金，光彩夺目”，这表明他看见的弹子石大佛，面部是镀金的！与我们今天所看到的外观完全不同。 继陶澍之后，再次为我们证实这件事的，竟然是一个外国人，重庆人对他的名字已非常熟悉，他就是——阿奇博尔德·约翰·立德乐。

4

立德乐，是重庆开埠后第一个抵达重庆的英国人。

1883年2月，立德乐乘木船从汉口出发，逆长江而上，经过40天的艰苦航行，终于抵达重庆。他根据途中经历所著的《长江三峡及重庆游记》一书，在西方出版后引起轰动。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从此处开始我们进入较为平静的河段。左岸是陡直但低矮的锥形小丘，右岸是低矮的圆形山丘，山坡上种满了罂粟、烟草、大麦和豆类。中午船工吃饭时，船停在富有诗意的大佛寺脚下。寺庙坐落在绿荫之中，院子很大，围墙外有竹丛、柑橘、山茶等林木环抱。寺庙外有一尊巨大的镀金石佛，安放在一座石亭内，面向河水，一段长长的石级通向石佛。船工们为结束了危险的航行而谢恩，虔诚地叩头。我上岸观察一下寺庙，在一进院落里有五尊更大的石佛，佛像前有设计美观的石砌平台、庭园和鱼池，但和其他地方一样，都显出一副破败失修的面貌。

这段文字为我们带来了许多有价值的信息。立德乐的木船停靠在大佛寺脚下，攀上一段长长的石阶，他看见了一尊巨大的镀金石佛，正如73年前陶澍之所见。

我们今天看到的许多摩崖大佛都是裸露的岩石，但其实这并不是它们原来的样子。乐山大佛刚建成时，周身涂有颜料，部分区域贴金，甚至镶嵌宝石，十分地华丽，只是经过岁月洗礼才逐渐褪去了颜 {MOD}。

立德乐登上的那条长长的石阶，今天也已经看不见了。那是因为三峡水库建成以后，水位升高，加上滨江公路的修建，石阶已经永远没入了历史。可在那之前的几百年里，乘船靠岸、拾级而上是最主要的拜佛路径。或者，大佛寺在此修建，可能就是为了方便乘船而来的旅行者？

立德乐注意到，长江大佛寺段是“较为平静的河段”，船工向大佛虔诚地叩拜，目的在于感恩佛祖保佑，顺利通过了危险的长江三峡。这一场景让笔者想起本文之前的推断——大佛建造的目的究竟是什么？依此来看，果然不是因为大佛寺段航道存在危险，船工心里有个更大的愿望——安全穿越三峡航道的险滩激流。

除了文字记载，立德乐的夫人还为我们拍下了一张大佛的远景照片，她称其为：Colosal Gilded Buddha（大金佛）。

1898年2月，立德乐驾驶一艘“利川号”轮船，自宜昌出发，历时25天抵达重庆，完成了川江有史以来第一次轮船航道的探索。

1899年6月，立德乐又首次组织了一艘载货商运轮船“肇通轮”上水试航，历时9天，自宜昌抵达重庆。这艘商船的船长名叫蒲兰田，从此他在峡江地区住了下来，专心研究三峡航道，成为川江航运近现代化的开拓者。

1921年，蒲兰田在返国途中因病去世，葬于香港。在他的遗留物品中，发现了一张1905年的明信片，上面印着一张大石佛照片。

这是目前已知最早的一张弹子石大佛的近照，清晰展现了大佛的原始面貌，十分难得、弥足珍贵！

如果仔细比较明信片与现在的大佛，就能发现两者的差别。虽然还是那尊大佛，但神态威仪不同，过去的大佛衣带痕迹清晰，雕工细致，想象一下它刚刚竣工时，全身装金、华彩夺目，建造者必定诚心诚意、付出巨大。

蒲兰田明信片上印着：THE HARBOUR-MASTER OF CHUNGKING CITY, UPPER YANGTSE，翻译过来就是“长江上游的重庆港务长”。

想不到，大佛居然被冠以官职？巧的是，另一位美国作家在自己的作品中，也提到了这个戏称：

我们天蒙蒙亮就出发了。江面上依旧飘着袅袅晨雾。船穿过城市的滨水码头，码头上层层叠叠，像块乌龟壳摊在岩石上，景致倒还不错。我们继续往下游进发，经过了“重庆的港务长”，这是外国人对岸上庙里供着的那尊大石佛的戏称。庙距离两江交汇处不远，虽然比起嘉定那座山上凿出来的大佛来，这尊佛像简直就是个玩偶，可对笃信神明的船夫渔民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他们带着还愿的供品来到此地，祈求从险要的三峡水道回家的路上一切平安。说来也是如此，船夫们的那些小船看上去不太结实，奔涌的河水在崇山峻岭之间冲刷出这块狭长的洼地，只要船一开，顺江而下，一切生死安危便只能全由自己掌控了。

这本书名叫《百年前的中国》，作者是哈利·弗兰克（Harry A. Franck），他被誉为“流浪王子”，是20世纪上半叶最著名的游记作家之一。

弗兰克在20世纪20年代初来到中国游历，利用最基础的交通工具和徒步方式，深入广阔的南方地区，足迹遍布上海、浙江、江西、福建、广东、海南、广西、云南、贵州、四川、湖南等省的乡村市镇，观察并记录下20世纪20年代中国真切的市井生活。

“THE HARBOUR-MASTER”，一般译为“港务长”，或许在人们心目中，大佛其实是“港口之神”，当时的人们普遍把大佛当成航行安全的保护神。

弗兰克同时也想到了乐山大佛，足可见在他的游历见闻中，两尊大佛的确很相似，只是规模有明显差别。在出发前往下游之时，他看见船夫渔民纷纷带着供品向大佛叩拜、祈求平安，结合前文立德乐的描述，看来不管是上水还是下水，只要经过三峡航道的人们，都会来到大佛寺叩拜。上水的，已经成功穿越三峡，感恩佛祖保佑平安；下水的，祈求航行顺利、不出意外，大佛俨然成为商人、船夫、渔民、旅客共同的信仰——三峡航道的保护神。

在此之后的30年代初，一位名叫让·德·沃约德 (Jean de Voyod) 的法国人，带着飞机到中国旅行。从他收藏的照片中，我们又多次发现了弹子石大佛的身影。

到此，虽然大佛给初到重庆的人们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我们仍然无法判定明玉珍修建大佛的初衷是什么？除了陶澍的证言，我们甚至找不到其他证据，来证明大佛确为明玉珍所建。

水妖之类的传说，纯属今人主观臆测，古人只是把大佛实用性地当作航船保护神来供奉，但大佛为什么会存在，根本无人知晓。

难道明玉珍是为了给他的战船进出三峡塑造一尊保护神吗？这个理由仍然让人费解。建造大佛费钱费力，对航行安全起不到任何实质作用，顶多只能给人们一点安慰，这对一个农民政权来说，并非必须、也不是急需解决的问题。

假如明玉珍真有此想法，为什么不在夔门附近修建呢？从弹子石到夔门还有很长的一段水路，且基本是平缓的水流，在奉节夔门择地而建，不是更应景、更有意义吗？ 假如大佛确为明玉珍所建，从它的形制和明氏个人经历来看，极有可能是仿乐山大佛而建的，但究竟是什么促使明玉珍作出了这样一个决定呢？无从得知。

历史留下的谜题，总是耐人去追寻。对大佛寺产生疑问的，或许大有人在。 乾隆十六年（1751），山东济宁知州王尔鉴调任巴县知县，他主持修纂了第一个《巴县志》，记录了重庆的山山水水、人文古迹和历史沿革。

王尔鉴也曾来到大佛寺，他可能也对大佛满怀兴趣和疑惑，于是乘兴写下了一首《大佛崖》的诗，末两句是：禅关何处叩，拂壁度秋风。当他触摸大佛石壁时，无法解答心中的疑惑，只有微微的秋风从指间滑过。 如果从外部无法找到答案，那不如转换视角，让我们深入到大佛寺内部去，看看能否找到线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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弹子石大佛寺，座落于重庆南岸区。

南岸是指长江之南，但由于江岸线的蜿蜒，大佛的实际地点，是在渝中半岛（古重庆城）以北、略偏东的位置。

长江在寸滩来了一个大拐弯，乘船从下游上重庆的人，过了铜锣峡、寸滩就能看见大佛，再往前就是朝天门码头。

大佛仿佛成了重庆城的一个标识，看到大佛就意味着到重庆了，这也是它常常出现在旅行者日记中的原因。

几个世纪以来，大佛就倚坐在江畔，笑对来来往往的各 {MOD}船只。他们中有四处征战的将帅士兵、远迁巴蜀的湖广移民、来自异国的大冒险家，还有努力打通贸易航道的川江商人。

大佛头顶是高高的肉髻，髻顶有一宝珠，这是藏传佛教的典型特征。元代统治者最为尊崇藏传佛教，于是元代造像都融入了藏传佛教的艺术特点。所以从头部看，很容易联想到大佛出自元代。

而大佛身上的袈裟，又延续了唐代以来的风格。我们从敦煌莫高窟里找到了与其极为相似的造像，如水波纹一般的衣褶，极为飘逸。著名建筑学家梁思成认为，中国佛像的衣褶是我国雕塑史上的最重要发明，工匠的天才能力就体现在衣褶表现上。只是弹子石大佛在长年的风化和江水浸泡下，已渐渐失去了原有的飘逸感。

大佛身旁立有一老一少两弟子像，一般认为这是佛祖释迦牟尼的“标配”之一——他的弟子阿难和迦叶。所以过去很多年里，有人就把它认作释迦牟尼像。比如，前述法国人沃约德，他给一张大佛照片配上的文字就是：the great Buddha or Sakya-Mouni（大佛或释迦牟尼）。就算是今天，到大佛寺祭拜的信众，估计也会把大佛认作是释迦牟尼。

可是，三峡博物馆的曾友和先生说，从佛龛造势来看，这两个弟子像是后来补塑的，并非与大佛同时开凿。有一种民间说法是，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故意造成误解，隐藏弥勒身份，防止被统治者毁掉，但并没有举出相关证据。

假如，大佛的确就是释迦牟尼呢？那么它的建造年代就不该是元末，因为不符合明玉珍“去释老二教，只奉弥勒”的宗教政策。的确有人这样认为，清末大诗人赵熙在《大佛寺和翊云》一诗中写道：大像东山北宋修，金容奕奕照崖头。他就认为大佛应当建于更早的北宋年间，这可能代表了当时一部分人的看法。

关于大佛的猜测说法不一，越发使人迷惑。如果抛开陶澍日记这一本身就存有疑点的证言，我们对大佛由何人所建、建于何时、石像是谁等问题，其实根本无法确定，真相始终扑朔迷离。

然而，神秘之处并不止于此，大佛之上还有更神秘之事。

大佛之上是大佛寺，寺内一进院落有五佛殿，供奉着五尊石佛像。 重庆佛教协会前会长、慈云寺前方丈惟贤法师认为，正面三尊佛像是释迦牟尼的法身、报身和化身。然而奇怪的是，中间主佛所骑的是一头牛，而纵观今日国内几乎所有的释迦雕像，从未发现过骑牛造型。在整个佛教神谱中，仅密教中的大威德明王和大自在天骑牛，但五佛殿佛像与他们的传统造型显然差距甚大。

不仅如此，两侧的石像也很奇特，一骑狮、一骑象。青狮、白象，本是文殊和普贤菩萨的“标配”，那么这两尊侧面石像就应是文殊和普贤才对。可两尊石像的造型，又与传统的文殊普贤不同，他们头戴风帽，衣着十分简朴，无任何装饰，有人说很象是元末红巾军的装束。

惟贤法师还说，佛像旁原有一造像记碑，碑文显示五佛殿建于明永乐十九年（1421年）。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在对大佛寺进行保护性修缮，盘点文物时发现一断裂为两截的石碑，文字模糊残缺，但可辨认为清道光年间所立。这是否就是惟贤法师提到的那块石碑呢？很遗憾，并不是。

历史上还有一个人谈到这块造像记碑，他就是清乾隆时期的巴县知县王尔鉴。前已述及，王尔鉴主持修撰《巴县志》，书中写道：大佛寺，七甲东山麓，创建无考，明永乐十九年重修，碑存。

王尔鉴提到的这块碑，很可能就是惟贤法师看到的造像记碑，它显然不是现在寺里那块道光时期的断碑。五佛的左手边有一块平整石壁，这可能就是明代的造像记碑，不过很可惜，今天已经看不到任何碑文了。

然而，王尔鉴的说法是“创建无考，明永乐十九年重修”，这表明，五佛殿在明代并不是修建，而是“重修”。明永乐年以前，五佛殿就已经存在了，确切地说，是五佛造像已经存在了！

那么五佛造像究竟建于何时？从佛像本身来看，它也是摩崖造像，“长”在一块巨大的岩石上，不是从其他地方凿好以后搬过来的。那么，它有没有可能与临江大佛同时诞生呢？暂时还没有确凿证据，不过极有这个可能。温玉成就认为，它们的建造时间“大体同时”，曾友和也认为，五佛“开凿于大夏政权时期”。

假如真的同时诞生，那么就产生了一个问题：它们分别是谁和谁？ 如果五佛殿中是释迦牟尼的法身、报身和化身，那临江大佛还会是释迦吗？在同一个寺院里，有必要建四个释迦佛吗？如果江畔大佛是弥勒，由明玉珍敕造，那五佛还会是释迦吗？明玉珍不是要“去释老二教”吗？

如果它们都是明玉珍敕建的，为什么有了五佛，还要在寺外江畔再建一尊大佛呢？如果真要建，为什么不在寺院内再修一个殿，而要把大佛放在寺门之外呢？它显然与“镇水妖驱鬼怪”之类的传说毫无关系。

或者它们根本就不是明玉珍建的，那么明夏之前，又有谁会在这里建寺造佛呢？这些佛像的造型十分奇特，是否隐含着某种特殊的寓意呢？

问题似乎越来越多，不但没有解决，反而更令人陷入纷繁复杂的头绪之中。看来，我们还要继续往历史深处前进，为了寻求真相，前往那些从未有人涉足过的领域……

6

让我们暂时把视线转移到嘉陵江上游的合川涞滩，这里也有一尊摩崖大佛像。

涞滩二佛寺摩崖造像群，共有佛像1673尊，凿于唐、兴于宋，据说唐僖宗逃亡四川时，曾专门遣使诣刹祈祷。主像释迦牟尼高12.50米，俗称“二佛”，意思是在四川大佛排名中，仅次于乐山大佛。

大足石刻研究院的方珂先生提醒我们注意，这尊释迦牟尼像造型有些特别。据当地文物部门观察，按照惯例，释迦佛本应呈结跏趺坐式，但考虑到硕大的佛头已脱离后壁，为了防止大佛身体前倾、重心前移，长此以往使佛头断裂跌落，于是大胆修改设计，改为善跏趺坐式。又为了不被人误解为弥勒佛，于是在大佛身旁补刻了阿难和迦叶两弟子像。

要读懂这个案例，首先要弄明白一件事：如何辨别佛像？佛像的面容大都千篇一律，辨别佛像身份的关键之一，在于读懂姿态。姿态，其实是佛像身份识别的重要特征。

释迦牟尼像常见有3种姿态：坐、立、卧。南岸金紫山大佛为立佛，大足宝顶有卧佛，九龙坡华岩寺则是释迦坐佛。这种坐姿的标准名称是“结跏趺坐”，就是盘腿朝上、互交二足，一般认为是释迦悟道成佛时的坐姿，也是最常见的姿态。五佛殿的正面三佛就是结跏趺坐，因此才被认为是释迦牟尼的三种身，或称三佛身。

而合川涞滩坐佛的姿态叫“善跏趺坐”，就是身体端坐、双脚垂放，也称倚坐式，这却是弥勒佛的专属姿势。只要一看到倚坐式，就可以基本判定为弥勒，比如乐山大佛。 二佛寺的建造者本来要凿释迦像，为了安全起见，借用了弥勒姿态，但又怕被世人误解，于是补刻了弟子像。而配弟子像是释迦的另一重要特征，弥勒佛一般不配弟子像，大都是独佛。于是“涞滩二佛”的整个造式变得与“弹子石大佛”十分相似：倚坐式大佛两旁，又配加了弟子像。 然而，“弹子石大佛”是否与“涞滩二佛”有着相同的由来呢？未必。

涞滩二佛的形成固有其自身原因，情况较为特殊，放在弹子石大佛身上并不适用。弹子石大佛的建造者不可能不知道弥勒倚坐特征，正如曾友和所推断，弟子像极大可能是后人添加，只是目的意义未知。 关于弥勒，有必要再深入了解一下。 弥勒信仰，曾一度在中国大地上盛行，影响力甚至超越了佛祖释迦牟尼。总体来说，分为两类：弥勒上生信仰和下生信仰。

上生信仰说，弥勒生于印度婆罗门，是释迦牟尼的弟子，先于释迦入灭，上升至兜率天，为诸天众生说法。这种上生信仰迎合了上层贵族和富人们的愿望，希望来生升入天堂，继续享受荣华富贵，于是纷纷兴建弥勒像。这时的弥勒还是菩萨相，具有异域风格。特征姿态常见有两种：一是两腿下垂，相交于座前，称为交脚倚坐式，象征弥勒正在说法；二是左脚垂地、右脚上盘，一手指颊、低首侧身，作沉思状，称为半跏思惟坐式，象征弥勒俯瞰人间、思考众生之苦。

中唐之后，弥勒下生信仰兴起。其说为，弥勒自兜率天又下降至凡间，在龙华树下广传佛法、普渡众生，替代释迦之位，成为未来佛。这时的弥勒展现出一种新的形象，面容为佛相，穿着为佛装，与释迦牟尼几乎没有区别，只有坐姿善跏趺坐式成为其特征姿态。身体端坐、双腿自然下垂，乐山大佛、弹子石大佛、涞滩二佛均以此造型。 弥勒下生信仰广受下层贫苦百姓的欢迎，人们希望迎来一位救世佛主，拯救大众于水深火热中，为人间带来光明与幸福。于是，反抗暴政者皆奉弥勒之旗鼓动农民起义，最著名的就是白莲教起义，红巾军首领、后来的大宋国皇帝徐寿辉也宣称自己是弥勒转世。你看，弥勒坐姿与皇帝坐龙椅的姿态是不是一样的？

朱元璋统一天下后，意识到弥勒信仰对帝国带来了威胁，于是决定“去邪归正”，取缔、镇压混乱的民间宗教，尊崇、扶持正统佛教，这大概与他年轻时出家当和尚有关。然而弥勒信仰并没有消失，仍在民间秘密进行。 我们今天看到的弥勒，已非最初的形象，取而代之的是笑口常开的大肚弥勒，传说来自一个名叫契此和尚的故事。不得不说，过去的弥勒像总让人联想到农民造反，肯定不为统治者所容，新的形象能潜移默化改变人们的心理。毕竟一个能容天下难容之事的笑脸和尚，谁又会将其与造反联系在一起呢？

那么，这种形象转换的背后，有没有官府的推手助力呢？对已经存在的倚坐弥勒像怎么处理？是全部清除毁掉，还是换个思路包装一下，以保留古迹呢？比如配上两个弟子像，弥勒不就变成释迦牟尼了吗？结合上述分析以及曾友和的观察，我们可以断定，弹子石大佛必是——弥勒无疑。

然而，即使承认弹子石大佛是元代弥勒，也还不能确定就是明玉珍所凿，解开秘密的钥匙或许不在大佛身上。如果五佛殿与大佛为同时期所建，那么解开五佛密码之时，也就同时解开了大佛之谜。

7

一般认为，五佛殿的正面三佛是释迦的三佛身，无论从面相、装束和姿态来看，的确都符合释迦的典型特征，但是与临江大佛存在一个矛盾。因为据专家考证，明玉珍信奉明教，而且“去释、老二教，只奉弥勒”，那么他就不可能供奉释迦牟尼，除非史书写错了。

三峡博物馆的郑丹先生就对此提出了质疑：究竟什么是“去释、老二教”？

是清除掉大夏国所有佛寺道观的造像，然后换上弥勒吗？从目前四川、重庆的古迹遗存来看，仍然保存了许多元代以前的造像，比如著名的大足石刻，而被认为是明玉珍造像的只有弹子石大佛这一座，川渝地区似乎并没有发生过这样一场“灭佛毁道”的运动。

在郑丹看来，“所谓‘去释老二教，只奉弥勒’的政策成了一句‘空话’”，他认为原因是明教在川渝地区缺少群众基础，明玉珍难以借政权之力强制推行这一政策。可是，这个政策还是被史家多次记入历史，为什么呢？很可能它还是以某种形式发生过。

关于明玉珍的宗教政策，在多个明夏史料中均有提及，文字表述大同小异。不过，即使一字之差，也可能造成实质性的迥然不同。

湖北随县明玉珍故乡一名档案史志办干部程卫国先生，对此进行了汇总：

去释老二教，止奉弥勒。（见《明书》）

去释老二教，上奉弥勒。（见《平夏录》）

去释老二教，而专奉弥勒法。（见《明太祖实录》）

废释老，止奉弥勒佛教。（见《新元史》）

去释老二教，只奉弥勒。（见《四川志》）

去释老二教并弥勒堂。（见《明氏实录》）

程卫国指出，其中《明氏实录》的提法存在两种不同的解释。“并弥勒堂”可以理解为，去除佛道二教的同时一并去除弥勒堂，也可理解为去除佛道二教合并为弥勒堂。曾友和也认为，此处的“并”字，应为“从属、并入”之意。可见，一个字的不同理解，就带来了两种完全不同的解释。如果佛道二教不是“去除”而是“并入”，那五佛殿中所供奉的就有可能是释迦牟尼。

此外，温玉成另有一个不同观点。他认为明玉珍信奉明教，五佛殿中间的主佛应为明教尊崇的光耀柱神，汉译为大明尊或大明神。至于另外两佛，他认为明教中有先意佛、妙水佛及夷数佛，左右二佛可能是三佛的其中之二。而曾友和认为，由于明教吸收了许多佛教成分，大明神如同释迦一样也有三化身，左右二佛应为大明神三身中的两身。

其实，温玉成的观点与惟贤法师实质上是一致的。因为明教的光耀柱神就等同于佛教的卢舍那佛，而卢舍那佛就是释迦牟尼的报身佛。不过，温玉成没有解释清楚，明教既然有先意佛、妙水佛和夷数佛，明玉珍为什么不直接取用这个组合，而硬要抛开其中一佛，加入一个光耀柱神呢？而且也没有解释清楚主佛骑牛的问题。曾友和的观点则只是推测，大明神究竟有无三身，并没有举出相关证据。

不管怎样，现在的焦点在于明玉珍的宗教信仰问题，他信奉的明教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宗教？要破解五佛殿密码，就必须要弄清楚明教的历史渊源。

明教，这是中国化后的名字，众所周知，它本来的名字是摩尼教，由波斯人摩尼创立于公元3世纪中叶，其根本教义和世界观是“二宗三际论”。

“二宗三际论”认为，世界是由善、恶二元构成的，善即光明，恶即黑暗，而世界发展分为三个过程，即初际（过去）、中际（现在）和后际（将来）。

初际，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是分开的，到了中际，黑暗侵入光明，两者混同在一起，光明开始与黑暗进行长期艰苦的战斗。摩尼就是最高神派出的先知，在摩尼及其教团的带领下，光明终将战胜黑暗，后际，光明王国与黑暗王国又分为两个独立的存在。人类现在就处于中际，必须在先知带领下，奋起反抗黑暗的统治，创造光明的未来。

摩尼教脱胎于古波斯国教琐罗亚斯德教（也称拜火教、祆教），在它向外传播过程中，不断吸收其它宗教元素来完善自己、包装自己。当面对强势宗教时，摩尼教徒敢于妥协、改头换面，与地方宗教融为一体，看似外表一致，其实乃独立宗教。在历史学家眼里，它就象一条善于改变外貌的“变 {MOD}龙”。

摩尼教西传时与基督教融合，东传时则与佛教融合。在摩尼教徒看来，基督、佛陀都是先于摩尼来到世间的明尊使者，摩尼则是最后的先知、光明使。摩尼教象一条大河，其它宗教最终都将以支流的形式，汇入这条大河里。摩尼教，俨然成为超越其它宗教之上的世界性宗教。

然而这样一来，摩尼教神衹体系也变得十分多元而杂乱，要想用简单的文字讲清楚，几乎不可能，我们只能尝试从中国化后的摩尼教有限资料中去寻找线索。

唐代，摩尼教传入中国，得到武则天的支持，但随后遭到唐玄宗的禁止，认为它不是正统佛教而是“邪见”。摩尼教因此与西域教团失去联系，从此在民间秘密流传。它又依托佛、道二教进一步在地化，宋代逐渐发展成为明尊教，或称明教。 教内提倡俭朴、素食、戒酒、裸葬，教徒之间团结互助、组织严密，五代、宋、元农民起义常以其为组织形式。统治阶级忌惮明教，易“摩”为“魔”，诬“摩尼”为“魔王”，诬“明教”为“魔教”，连同其吃斋特点，污称其为“吃菜事魔”。

为了聚集更多的农民起义者，秉持不同宗教的团体开始了融合，明教与弥勒信仰的救世思想交汇在一起，于是韩山童的东系红巾军喊出了一句著名的口号——弥勒降生、明王出世。

但是，这只是起义组织者利用宗教的一种策略。明教完整的信仰体系，发现于现代福建霞浦的一次田野调查，明教“五佛”崇拜开始浮出水面。五佛分别是：那罗延佛、苏路支佛、释迦文佛、夷数和佛与摩尼光佛。

那罗延是印度古神名，或为梵天的别称。苏路支，即古波斯国教创立者琐罗亚斯德的异译。释迦文佛，就是佛陀释迦牟尼，有汉译为释迦文尼。夷数，音译自Jesus，即基督教的耶稣。摩尼，就是摩尼教的创立者。

从五佛名号与排列来看，体现了摩尼教的博大包容性，古印度婆罗门教、古波斯教、佛教、基督教的先知，均被纳入到摩尼教的信仰体系中，而摩尼则是最后降世的光明使。

说到这里，我们很容易想到，霞浦明教“五佛”是否就是弹子石的“五佛”呢？虽然同名“五佛”，但其形象无论怎样也难以联系在一起，而且仍然没有解决骑牛造型的问题。霞浦“五佛”之间是并列关系，而弹子石“五佛”中，正面三佛地位显然高于侧面两佛。综合来看，两者很可能不是一回事。

重庆与福建相距遥远，文化差异大，考虑到摩尼教善于“变化”的特点，重庆的明教或许有自己独特的信仰体系。研究者也认为，“五佛”并不是明教唯一的崇拜对象，霞浦明教遗址还有一三佛塔，可能另有“三佛”崇拜等形式。

福建拥有多处明教遗迹，这是因为唐代禁断摩尼教时，其中一支流落到了这里，明教这个名字可能就出自这里。而泉州草庵，是世界上唯一完整的摩尼教遗址，这里完好保存着一尊独一无二的摩尼光佛像。佛像刻在一块崖壁上，寺外还刻有16字偈语：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可是，这尊佛像的外观，与弹子石佛像毫无相似之处。 福建明教的线索到这里就断了，我们的探秘之旅再次陷入迷途。到哪里寻找线索呢？或许还是得回到起点，从大佛寺本身寻找答案。

8

当笔者再次凝视五佛造像时，一时思绪万千。

如果这真是明玉珍敕建，他究竟想表达什么呢？为什么佛像要骑在一头牛上？ 仔细端详这头牛，由于风化严重，只剩下模糊的外观，但仍然能分辨出头、角、眼、鼻、嘴、耳、身、腿和尾。几乎所有人都肯定地说，这的确是一头牛，无可置疑。

但如果它不是一头牛，而是莲台，以下解释基本上能够让人接受：三佛身，文殊普贤，与卢舍那组成“华严三圣”，佛教寺院，鉴定完毕。

然而，那是一头——牛。

天体物理学有个著名的“水星进动”现象。一个计算值与观测值之间的微小差距，就足以颠覆牛顿经典力学理论，取而代之的是爱因斯坦的广义相对论。这头牛，会不会就象那个微小的“差距”呢？

在熟悉的佛教神衹里，没有骑牛的，但如果把眼界放到更大的宗教范围，那的确有一个家喻户晓的骑牛者——老子。

老子，道教始祖，春秋末期人，据说，他曾在周朝为官，以博学而闻名。后来弃官归隐，骑青牛西行，过函谷关时，受关令之请，写下《道德经》一部，随后出关，不知所踪。

本来佛是佛、道是道，佛与道是独立的两个宗教，但历史上流传下来一个说法，即“老子化胡”说，称老子出关后教化佛陀，成为释迦牟尼的老师，更有甚者说，佛陀其实就是老子的化身。

一般认为，这是道教欲凌驾于佛教，而编造出来欺骗世人的，引起佛教徒的激烈反驳。但日本学者洼德忠认为，事实恰好相反，这是佛教徒自己编造的。道教是本土宗教，在古代中国极为盛行。佛教西来，传教时为了让当地人理解教义，于是将佛教圣人神仙化，并纳入到道教信仰体系中。

他引用另一位日本学者冢本善隆的说法，当两种文化相接触时，必然都会发生变化，尤其当外来文化传入某地时，由于两者本质的区别，除非外来文化改变自己以接近固有文化，否则难以被当地人理解和接受。

洼德忠举例说，拜火教传入中国时，因为没有变革自己，以适应中国人的思维和习俗，于是很快就彻底消失了。而天主教进入中国时，一开始传教困难，但后来得以广泛传播，这完全得益于传教者态度的改变。他们从礼节到日常生活已全部中国化了，甚至教义也变得符合儒教，以适应中国人的口味。简而言之就是，与其使中国人西化，不如使自己中国化。

洼德忠也谈到了摩尼教。摩尼教一开始传入中国，就打扮成佛教的一个派别。在唐武宗禁断佛教后，潜入民间成为秘密宗教，为了自身存续又开始向道教靠拢，在宋真宗的道教典藏里，就发现了摩尼教经典。至南宋时，摩尼教彻底改变了外貌，以致当时人们把摩尼教寺院也认作为了道观。 回看一下福建草庵摩尼光佛的造像，果然道教意味十分浓厚。

还有一种说法是，唐朝统治者姓李氏，自视为道教始祖老子之后，而唐代摩尼教多走“上层路线”，所以自唐代始，摩尼教就有附道倾向。

洼德忠提到的摩尼教道教化，只是其中一支。专家考证，宋代摩尼教分流为两支，一支依托道教在福建一带发展，另一支则流入民间，与民间秘密宗教融合，成为农民起义的指导思想。如此来看，明玉珍所在的红巾军，包括其后的大夏国，应该就是摩尼教一支流入民间，与弥勒信仰进行了融合。这一支保留了佛教外貌，可能也吸纳了道教成分。

那么，五佛殿主佛究竟是谁？难道真的有可能是老子？天底下唯一骑牛的佛，原来是一个带有佛相的老子吗？虽然令人难以置信，但也许这就是事实。

唐玄宗曾命摩尼教高僧撰写《摩尼光佛教法仪略》，全面系统介绍摩尼教的历史、典籍、教主、教团、制度、教义等。书中有云：“则老君托孕，太阳流其品；释迦受胎，日轮叶其象。资灵本本，三圣亦何殊？成性存存，一贯告悟道。”这是说老子、释迦、摩尼并称三圣，他们都是光明使者，虽然是不同的形体，但本质其实没有什么不同，所传的教法一以贯之。

这本经书还引用《老子化胡经》内容：“我乘自然光明道气，从真寂境，飞入西那王界苏邻国中，降诞王室，示为太子。舍家入道，号曰摩尼，转大法轮，说经戒律定慧等法，乃至三际及二宗门，教化天人，令知本际。上至明界，下及幽涂，所有众生，皆由此度。”这说的是老子托孕，降生为摩尼，摩尼就是老子的化身。

于是，佛即道、道即摩尼，三教合一。摩尼教为了解决在中国传教的思想障碍，抛弃了古印度、古波斯和基督教成分，融入了中国人更熟悉的佛、道二教，以佛法道经阐释教义，形成了具有中国摩尼教新特点的“三圣”，学界称之为“三圣同一”论。

那么，五佛殿正面三佛，面貌、衣着、坐姿相近，是否就是在表达“三圣同一”思想呢？如果中间主佛是老子，左右二佛就应是释迦和摩尼，那谁是释迦，谁又是摩尼呢？

主佛左手边的可能是释迦，因为“他”略有不同，肉髻和底发之间，有一明显的宝珠，称为髻珠，一般唐代以后的释迦像中较为常见，而其他两佛没有。右手之佛像则应是摩尼，从造型上看，脸形较瘦、年纪较轻，比较符合摩尼是最后的光明使这一设定。

用佛像来表现老子，这在整个中国还是头一遭（联想到耶稣基督也可以成为夷数佛，老子成佛就容易想通了），用“三佛”来象征老子、释迦和摩尼，也是前所未闻，然而只有这样解释，似乎才能解释得通。

为什么其它地方没有发现过类似的造像呢？为什么福建草庵却只有一座摩尼光佛像？

让我们仔细观察草庵佛像：体呈结跏趺坐式，这是典型的佛像坐姿；身穿左右对称、宽大袍衣，有说是僧衣，但更象道袍；身后18条光纹，似寓“光明”之义，但又与一般佛像光环造型迥异；面相圆润，头顶无螺发，却有长发披肩，下巴又有两缕长须，然佛既无长发又无胡须，道士中却是常见形象。

学者认为，这尊摩尼像似佛非佛、似道非道，乃是以“佛姿道貌”将摩尼形象佛化和道化，以偶像形式表现入华摩尼教“三圣同一”思想。再看弹子石五佛造像，其创作思路缘同于此。

我们今天绝少见到摩尼像的艺术造型，盖因唐代禁断后，摩尼教寺院大多被毁，潜入民间的教徒主要以经文传诵。若非明玉珍在重庆建国，也难有条件建造寺院和石刻造像，如草庵一般能保留下来者，举世珍稀！

总而言之，如何将经文中的思想艺术形象化，没有模版复制，大家都在创造。重庆与泉州，这是两种不同形式的艺术表达，一个是“三圣一体”、一个是“一体三圣”，一个趋佛、一个附道，其中心思想都是一个：三圣同一。

现在，我们可否作出这样一个判断：五佛殿，就是明玉珍时代的明教遗迹，也是世界惟二的摩尼教寺院遗址。

下面来看看侧面的造像。虽然这里被称为五佛殿，但很明显，侧面两造像从方位、面相、坐骑来看，应是文殊、普贤二位菩萨。有人说他们头戴风帽、身着汉服，属红巾军造型，恐怕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温玉成早已指出，这种头戴风帽的菩萨像，始见于元代，可在台湾鸿禧基金会收藏中找到类似造型。可他还是有一点弄错了，那不是风帽，那里就没有帽子，只是一个发箍。

台湾鸿禧基金会拥有许多罕见的文物收藏，其中一座“鎏金文殊师利菩萨坐像”正是温先生所指。

这尊佛像半跏坐于狮子上，头戴发箍，面带微笑，意蕴祥和，考证出自明代早期。同样造型，在台湾故宫博物院和日本藤田氏收藏中也可见，均显示为13至14世纪产物。 如果深入找一找，还能找到许多头戴发箍的菩萨像，大概在元末明初时期，曾经流行一时。不过在笔者看来，这种造型仍然有融合佛道二教的意味。

然而问题是，为什么要放文殊和普贤在这里？只要查一查文献就能发现，白象代表清净无染、愿行殷深，青狮则代表威德无量、有大智慧。您是否还记得，泉州草庵的16字偈语：清净光明、大力智慧、无上至真、摩尼光佛。

“清净光明、大力智慧”，这8字是摩尼教的核心教义，在此无意过多解释，应当了解的是，摩尼教徒平时可能会反复念诵这8字，就如同佛教僧人念诵“阿弥陀佛”一样。所以，明玉珍极有可能把教义偶像化了，借用佛教菩萨文殊和普贤来传达教义（如同以卢舍那佛代表光耀柱神）。但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不妨猜测一下。摩尼教一直有“五佛崇拜”，就是前面提及的“那罗延佛、苏鲁支佛、释迦文佛、夷数和佛、摩尼光佛”。而老子、释迦和摩尼只有三佛，与神圣数字“五”不符，所以再造“二菩萨”，算凑成了“五佛”。“五佛殿”这个名字，很可能一开始就有了。

所谓神圣数字，就是受到某个族群人类特别偏爱的数字，比如现代人多偏爱“6”和“8”。摩尼教崇拜数字5，许多概念都含有5这个数。比如，五种光明子、净风五子、五大光明佛、欢喜五明佛、五妙身、五种世界、五种国土、五种智惠、五种觉意、五重院、清净五重宝地、五种光明宝台、五常住、自性五地、五金刚地等等，数量繁多、不可胜数。“5”可能是摩尼教最受尊崇和最具象征意义的数字。其他神圣数字还有三、七、十二等。

现在，是时候小结一下了，让我们把线索按照时间线来捋一捋： 乾隆年间，巴县知县王尔鉴编修《巴县志》，考察南岸来到大佛寺，不知五佛殿建于何时，但根据碑刻发现，明永乐时重修过。晚清，考据家陶澍路过重庆，指出南岸大石佛乃大夏国明玉珍部下邹兴所建。民国时期向楚主编《巴县志》，采信了这一说法。

大石佛呈弥勒倚坐式，有藏传佛教特征，身边弟子像为后期添置，可以确定为元末弥勒像。温玉成、曾友和等现代考古学者认为，五佛殿应与大石佛同时期修建，可能也是明玉珍敕建。 明玉珍信仰明教，大夏国的寺院理当具有明教 {MOD}彩。明教乃华化之中国摩尼教，逐渐与佛道二教融合，有老子、释迦、摩尼“三圣同一”思想。而五佛殿主佛骑牛，据此推测，正面三佛疑为佛化后的老子与释迦、摩尼像。两侧文殊普贤像，疑为将摩尼教义“清净光明、大力智慧”以偶像化方式呈现。

纵览整个过程，虽然证据并非绝对充分，但似乎只有这样才解释得通。

现在来看史书中的记载，无论是“去释老二教，只奉弥勒”，还是“并弥勒堂”，都没有能够正确反映明玉珍的宗教政策。历史上，重庆大概率没有发生过“灭佛毁道”的运动（这绝不是一个获取民心的良策），可能的情况反而是，明玉珍将老子与释迦请入圣堂，与摩尼教主并列，宣示了大夏国的“信仰正道”。

记录历史之人，都不是历史的亲历者，可能将大夏国有限的史料曲解了，或者是历史信息在传播过程中“走样”了，就好比将“枢密院”误记为了“都察院”。

现在，我们还有一个问题要解决：明玉珍为什么要在弹子石这个地方建寺造佛呢？ 如果是为了宣扬大夏国的宗教信仰，弹子石绝不是最佳地点，因为这里远离重庆城，只有乘船者才方便来到。

而且为什么建了五佛殿，还要在寺外江畔开凿一尊大弥勒像呢？为什么不是在寺内？明教尊崇的“三圣”与“弥勒佛”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 我们的旅程还不能就此结束，历史深处仍然有一些未解之谜，等待我们去揭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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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确定临江大佛和五佛殿均为明玉珍时期所建，考虑到它们的规模和意义，史书中应该好好地记上一笔。可是很遗憾，明玉珍及大夏国的资料非常少，仅有的几篇明夏史料中，对大佛寺只字未提。 程卫国为撰写《明玉珍传》，几乎收集了所有关于明玉珍的史料，但依然没有大佛寺的任何踪迹。就仿佛大佛寺与明玉珍毫无关系，根本不是他建的。但这可能吗？不是他还会有谁？前面所有的分析都可以推翻吗？

不对，一定有什么信息被忽略掉了。

凡存在过的，必留下痕迹。打破常规、转换思路，重新到史海中去寻找线索。虽然好比大海捞针，但必须试一试。历史，不会辜负求索之心。

我们今天所知的明玉珍文物遗迹，除了一些零散的印章、货币和石刻外，大型遗址只有两处：明玉珍墓和大佛寺。

1982年3月，江北区上横街一织布厂施工时，发现明玉珍之墓——睿陵，一时震惊了考古界。墓中出土了一块“玄宫之碑”，记录了明玉珍的生平，成为研究明夏历史的重要证据。但笔者在此关注的并不是玄宫之碑的内容，而是明玉珍墓所处的位置。

江北区，是指嘉陵江之北，当然也是在长江之北。古时的“江”，一般特指长江，嘉陵江被称为小江或内江。

史书中早已点明了明玉珍墓葬的方位。《明史·明玉珍传》载：葬玉珍于江水之北，号永昌陵。《明氏实录》载：葬江北永昌陵。虽然永昌之名有误，但方位却是相同的。

须知，方位就是历史细节。

当江北明玉珍墓被发现以后，人们立刻将其与史书中的记录“江水之北”对应起来，史书记载与考古发现完全一致，历史细节得以证实，著史者必拥有可靠的信息源。这提醒我们，其它涉及到方位的记载，都应当特别关注。

除明玉珍墓外，明夏史料中提到方位的还有一处，也是仅余的一处，那就是——徐寿辉庙。

《明史·明玉珍传》载：立寿辉庙于城南隅，岁时致祀。《明氏实录》：立徐庙于城南，春秋奉祀。《平夏录》：为寿辉立庙城南。《湖广总志》：（立）寿辉庙于城南，聚众哭之。

明玉珍闻知徐寿辉被杀后，愤怒地斩杀陈友谅使者，命三军穿白衣为徐寿辉发丧，哀恸不已。又专门为其修建了一座庙，每年春秋前往祭拜。拳拳之心，溢于言表。

笔者在此，请求各位关注这样一件事：

在《明史》《明氏实录》等主要的明夏史料中，讲到重庆时，只有两处点明了事件方位。一是明玉珍之墓、一是徐寿辉庙，一个在江北、一个在城南。而在现实中，明夏在重庆的文物遗址也只有两处，一是明玉珍墓，在江北，一是大佛寺，在南岸，方位也是一北一南。

徐寿辉庙应该不是一座小庙，但今天我们怎么也找不到这座庙的痕迹。“城南隅”的提法，可以理解为重庆城南面的一个角落，或者靠边的地方。而大佛寺不是一座小寺，在明夏史料中也没有发现过任何踪迹，它的方位就坐落在南岸弹子石江畔，很符合“城南隅”这个提法，而且极大可能就是明玉珍所建。

那么问题来了，如果徐寿辉庙就是大佛寺，大佛寺就是明玉珍为祭奠徐寿辉而修建的庙宇呢？

然而，大佛寺内找不到任何与徐寿辉有关的事物，凭什么说大佛寺就是徐寿辉庙呢？而且古代寺与庙有别，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

首先，我们要解决这样一个问题：大佛寺建立之初就是现在这个样子吗？今天的大佛寺只有临江大佛和五佛殿，但据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考证，过去的大佛寺占地非常大，五佛殿之后还有大雄宝殿和观音殿等等。

让我们再次回顾历史，当立德乐登上大佛寺时，他只看见了大石佛和五佛殿。清末诗人赵熙的另一首《游大佛寺》诗云：一座几人三亩宅，八年重听数声钟。他是说，大佛寺只占地三亩，住了几位僧人。而惟贤法师在抗战初期来到大佛寺时，却说当时寺院占地很宽，约三十几亩。

可见，清末至抗战初期，大佛寺进行过扩建。考虑到明玉珍的宗教信仰，大雄宝殿、观音殿等典型的佛教殿阁名称，也不该出现在明教寺院里。所以，我们现在看到的大佛寺，很可能就是它原来的样子。

可是，整个大佛寺内，就一座大弥勒像和五佛殿，哪里有徐寿辉的影子呢？本文开始曾提到一则民间传言，称五佛殿的文殊像有鹰钩鼻，符合史书记载，乃徐寿辉真容，隐藏600年终被发现云云。须知，史载徐寿辉“体貌魁岸”，但从未指出其有鹰钩鼻，怎么能把二者对等起来呢？事实上，这个“文殊”只是具有男相，根本没有“鹰钩鼻”（那是拍摄视角问题）。明玉珍也绝无可能把自己与徐寿辉并列，即使大夏国遗民也不可能这么做，因为徐寿辉是君，明玉珍在他面前始终是臣。

其实，如果明玉珍要为徐寿辉塑像，很有些尴尬。因为徐寿辉是皇帝，明玉珍也准备在重庆称帝，如果按皇帝像来塑，一个是大宋皇帝，一个是大夏皇帝，你让大夏国子民怎么参拜呢？

所以如果真要塑像，就得换个思路，至少不以皇帝形象出现，那用什么呢？弥勒。

红巾军将摩尼教与弥勒信仰融合，喊出了“弥勒下生、明王出世”的口号。韩山童、韩林儿父子，分别使用了“明王”与“小明王”的尊号，徐寿辉则借用了弥勒下生概念，宣称自己是转世“弥勒”，所以，看到弥勒像，就容易想到徐寿辉。

可是前文提到，弹子石弥勒像很可能是明玉珍攻打嘉定之后，受乐山大佛启发，于是在重庆江边打造的。弥勒像或许是在五佛殿建成以后开凿，所以它才位于寺院之外，也正因此，它才没有出现在历史书上。因为五佛殿才是明玉珍最早的安排，它可能就是史书中多次提到的徐寿辉庙。

寺与庙，在古代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寺，本是官员任职之所，自汉代佛教传入后，僧人入住于寺，慢慢地，寺就成为了僧院建筑的通称。而庙，则是皇室和贵族用于供祀祖先的场所，也称宗庙、太庙。后来，庙也用于供奉一些去世的杰出人物，比如孔庙、关公庙、岳王庙等等。 明玉珍若专为徐寿辉建供祀场所，理当称为庙。可大佛寺，明明就是寺，供奉的“三圣”乃明教最高神衹，怎么会是庙呢？不，这个可能性是有的，因为“寺”有时候就是“庙”。

为了解释这个问题，我们将要前往两千里外的河南洛阳，来到温玉成所在的工作单位，中国四大石窟之首——龙门石窟。

龙门石窟最具代表性的摩崖石刻，就是雄伟壮观的卢舍那大佛，即前文提到过的释迦牟尼报身佛。过去流传着一个说法，这是武则天的“模拟像”，传说大佛是武则天捐出脂粉钱，命工匠依照自己的面容雕凿而成。这个说法流传很广，大佛或有“原型骨人”的观念逐渐深入人心，前文提到有传说弹子石大佛是万胜像、文殊是徐寿辉像、普贤是明玉珍像云云，大概均受此类传说影响。 然而，这些“原型”说法都没有实证依据，只是一种主观臆测。

温玉成指出，说卢舍那佛即武则天是“违背历史事实的”。根据碑文显示，大佛乃唐高宗敕建，竣工于上元二年（675年）十二月三十日。四年后（679年），在大像南部又建成大奉先寺，大像即附属于该寺。由于唐太宗去世于649年，奉先寺建成时恰值他去世三十周年，所以卢舍那大佛与大奉先寺很可能是唐高宗为父亲做功德而修建的，“奉先”或许就是供奉先祖之意。武则天与唐太宗和唐高宗关系特殊，理当表明心意、捐建大佛。

做功德，也称为追福。大乘佛教既重视对濒死之人的临终关怀，又更加重视对亡者死后的追福超度。通过布施僧尼、做法事、塑画佛菩萨像、供养佛、捐资建寺修庙印经等等，以此为亡者积累功德、超度亡魂，免其堕入饿鬼道。 佛教的这种做法，适应了人们追怀亡故亲属的感情需要，能起到抚慰亲属哀痛心灵的作用，与中国传统的孝亲和祭祖文化十分贴合，逐渐形成了一种民俗。据说追福时间一般在春之二月、夏之五月、秋之九月。

唐太宗在长孙皇后去世后，为其建慈恩寺追福。唐高宗去世后，睿宗为其建献福寺追福，武则天后来改为荐福寺。宋代皇室崇尚祈福、敬鬼神，建功德寺和坟寺之风极为盛行。帝陵旁皆设陵寺，公主、亲王、嫔妃、贵戚、勋臣之墓旁均设坟寺，即使民间富庶之家，“葬必置庵赡僧”，如果不这样做，子孙脸上无光，还会被乡邻视为不孝。元代推崇藏传佛教，其以亡者财产施予寺庙追福及延僧超度之风更盛。

由此来看，唐宋元以降，为亡故者建寺追福是一大社会风气。此时，寺的功能与庙发生叠合，建寺造佛本身就是为了追怀故人，寺与庙的区别也就分不那么清楚了。 明玉珍信奉明教，由于其佛教 {MOD}彩浓厚，必然受佛教文化和社会风气影响，在得知徐寿辉被害后，遂决定以建寺庙的方式，为他祈福超度。对一个明教徒来说，当然会以明教教义来设计寺庙，这正是大佛寺的真正由来，实质上，它就是徐寿辉庙。

明夏存在时间短，国力也不强，当时没有今天这么多的人口，也不可能象今天这样每时每地都在上演着各种故事，以致留在重庆这片土地上的遗迹十分稀少。

修建明玉珍墓与建立徐寿辉庙，是当时最显要的两件大事，一件与“现皇帝”有关，一件与“前皇帝”有关。虽然这两件事的记录也有些模糊不清，但方位被准确地记录下来，而且两处遗址都幸运地保留到了今天，让我们从相互联系中发现了重要线索。

明玉珍将徐寿辉庙选址在弹子石江边，大概是为了方便从水路而来的人们。无论你要继续走长江，还是改走嘉陵江，都必须经过弹子石。在江边再建一尊大佛，作为显著的标识，只要远远看见，即知晓徐寿辉庙就在这里。

明玉珍为什么这么做？除了表达个人对徐寿辉的忠诚与怀念，可能还有政治上的用意。

明玉珍入川建立大夏国，这是一次偶然，并不是一件计划中的事，可以说在思想上、组织上并没有做好充分准备。他受徐寿辉邀请加入红巾军，其军事领导能力逐渐得到肯定，深受徐寿辉的信任。入川后，他将所擒敌将解往汉阳送徐寿辉发落，徐非但没有责备他擅自行动，反而授予他陇蜀右丞，明玉珍必定心怀感恩。

当徐寿辉被陈友谅杀害后，明玉珍十分震惊，与陈友谅断绝来往，事实上让自己掌管的川渝地区脱离大宋，成为独立政权。明玉珍不可能归附元朝，也不想与朱元璋为伍，所以只能建立独立王国。但他并没有如陈友谅一样立即称帝，而是只称陇蜀王，继续使用徐寿辉的“天定”年号。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为了与陈友谅划清界线，表明自己才是大宋政权的正统继承者。

陈友谅的弑主行为，必然在大宋政权内部引发强烈震动。徐寿辉虽然不如倪文俊、陈友谅等会带兵打仗、建立军功，但他必竟是皇帝，而且为人正直，人缘也很好，与许多将领都建立了良好关系。徐寿辉的死，必然引发其他部属思考何去何从的问题，是归附陈友谅，亦或反水朱元璋，又或者穿越三峡、进入重庆，追随明玉珍。

很显然，明玉珍的这一通操作，给徐寿辉旧部带来了好感，吸引了许多人前来投奔。再加上湖广地区农民不堪战乱，也随之纷纷向川渝地区转移，由此带动形成了一次大移民潮，史称第一次“湖广填四川”，这对于大夏国增强兵力、恢复经济，具有重要作用。

“明玉珍在五佛殿外的江边再塑一大弥勒像，就是要给所有入川者一个标识。徐寿辉自称是弥勒转世，看到弥勒就如同看到了徐寿辉，停船靠岸、上山祭拜，每一个人心里都明白了，明玉珍才是徐寿辉的正统继承者。

到这里，我们的问题已基本上得到了圆满解决。大佛寺在史书中找到了对应，五佛造像得到了解释，弥勒像也有了来由，然而这样就可以结束了吗？ 不，笔者心里仍有疑问。

到现在为止，我们的所有立论都来源于一个基本判断：明玉珍信奉明教。但仔细想想，这个判断真的能够成立吗？会不会搞错呢？

我们今天普遍认为明玉珍信仰明教，大概都源自著名史学家吴晗先生的一篇文章《明教与大明帝国》。他称明玉珍本姓旻，因信仰明教而改姓明，又称韩山童、韩林儿自称“明王”与“小明王”，也因其信奉明教，甚至朱元璋也是明教徒，所以他的帝国才定国号为“大明”。这篇文章影响巨大，顾颉刚、金庸等都接受其观点。

但是当代学者提出了诸多质疑，称韩氏父子所称“明王”应为佛教净土宗之阿弥陀佛或密教之孔雀明王；朱元璋不是明教徒，而是白莲教徒，元末农民起义就是白莲教起义，与明教无关。而明玉珍呢？程卫国认为明玉珍本来就姓明，没有改过姓，他引剑桥学者观点，认为明玉珍信仰佛教，而日本学者认为应是弥勒教，程卫国自己则认为明玉珍起义时并没有宗教信仰。

历史研究就是这么有趣，没有绝对权威，只有证据和观点。在缺少考古实证的情况下，只能围绕古书推演论证，各说各理。

元末时期，民不聊生，白莲教、明教、弥勒信仰所带来的救世思想，满足了贫苦农民对未来的宗教想象，逐渐成为起义军的思想武器和精神纽带。 民间宗教盛行，教内宗派林立，不同教派之间又相互渗透影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要想将民间宗教完全独立区分开，恐怕是徒劳的。我们一般认为正确的史实，也很可能经不起严格推敲。比如有人考证，历史上无时不在的“白莲教”，可能是子虚乌有、并不存在，它其实是朝廷对所有含有救世思想的民间宗教组织所贴的一个贬义性标签。

由于考古证据稀缺，研究工作只能通过解读史料文献展开，这必然带来巨大的局限性。长久以来，徐寿辉政权的国号由“大宋”误为“天完”，要不是玄宫之碑的出土，不知何时才能还他一个公道。

明玉珍是否信奉明教呢？如果单由古书来推演，那将是另一篇大文章，不管得出任何结论，如果没有考古证据的支撑，都是难以服人的。或许通过大佛寺来反证，反而可以证明明玉珍就是信奉的明教，由此继续推演，还可以解开红巾军的其它谜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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探索的脚步不能停止，但本文却已到该结束的时候了。 最后，笔者将列出前文未提到的一些疑点，以及不成熟的思考，供有兴趣者参考、继续探索和交流讨论。 徐寿辉被陈友谅杀害，史书记载发生于采石一庙宇，《明朝那些事儿》对这一想象场景有精彩描写。这个庙宇有说叫五圣庙或五通庙，而弹子石五佛殿建立之初不一定是今名，那么“五佛”与“五圣”有没有什么联系呢？

五佛殿的主佛与文殊普贤二菩萨有坐骑，其他两佛没有，可是仔细观察疑似释迦文佛像背后的石壁，发现了一处似尾羽的凿痕，这是什么？难道这尊佛像原本也是有坐骑的？又或者五佛原本都是有坐骑的，后来有两尊被人为抹除掉了？为什么要这么做？被抹除的两个坐骑分别是什么呢？又或者五佛其实是未竣工的造像工程，其余两佛的坐骑还没雕凿完成，就因为什么原因而中断了。你看普贤的白象十分生动，而牛坐骑却十分模糊，如果是因为风化，为什么二者的风化程度不一致呢？

再看临江大弥勒佛头部的两鬓处，有相似的剥落痕迹。对比蒲兰田明信片，大佛原本属藏传佛教风格，佛像头部似原有佛冠，但今天已经看不出藏式特点了。这是有人故意把藏式弥勒改成汉式弥勒了吗？

最遗憾的是，大佛寺没有发现有价值的碑刻文字，但原本应该是有的。五佛中普贤像的旁边，有一平滑石壁，隐约能分辨出似有文字，但已无法辨认了。如果是自然风化，不应该一点痕迹、一个字也不留，难道也是人为抹去的？如果利用高科技手段，能否复原这些文字呢？这将是破解大佛寺之谜的关键。

五佛殿外的一方石块上，刻有“人天进步”四个字，什么意思呢？南岸另一处寺院觉林寺，寺内有一报恩塔，塔上有多个石刻，其中一块也是“人天进步”。据考证，觉林寺建于南宋绍兴年间，报恩塔建于乾隆年。如果“人天进步”是专门刻于佛塔的，那么大佛寺过去也有佛塔吗？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修缮大佛寺时，从地下挖出了一个石雕“人头”，面目已模糊，无法判断究竟为谁？这有可能是曾经扩建部分寺院毁掉以后留下的，但也很难说，为什么会埋在临江大佛旁呢？大佛寺最初的样子是什么，仍然是一个谜。

大佛寺真的是邹兴所建吗？明夏建国时，邹兴任司徒，按周制，司徒掌管土地和户籍，从湖广地区迁到重庆的移民，都归他管理。但明玉珍安排邹兴建徐寿辉庙，可能还不单于此。邹兴是随州随县古城畈人，与明玉珍是同乡，也是最早追随他的人之一。邹兴很有能力，深得明玉珍信任，他可能也最了解明玉珍与徐寿辉的关系，所以明玉珍才把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他去完成，邹兴也果然不辱使命。

为什么邹兴建庙这件事会流传下来呢？有可能是他的后人传出的。《四川通志》记载，1371年，邹兴在瞿塘峡与朱元璋队伍交战时阵亡，朱元璋认为他很忠义，命人专门给他修庙。永乐初年，朱棣又把他的儿子邹昱由监生提拔为汉中府同知，邹昱在任中勤政敢为，后来又提拔为湖广布政使。 邹兴曾任成都平章，虽然在重庆战死，他的家属或一直在成都生活。清中期，陶澍前往成都担任副主考官，他很可能是在成都听说了邹兴和大佛寺之事，于是路过重庆弹子石时，特别留意并记录了下来。

可是史书中从未记载邹兴在都察院任职，一般认为都察院是朱元璋时才有的机构。然而，元代有一监察御史名张养浩（1270年—1329年），曾作一诗《上都察院》。可见，元代很可能有都察院机构，不知是何原因史书失载了，邹兴任职或许也有此之故。

大佛寺究竟建于何时？只有一条史料记载了准确时间，明万历《重庆府志》：（元至正）十九年春，明玉珍为徐寿辉立庙于城南。但是这条史料很可能是错的，至正十九年即1359年，而徐寿辉之死，一般记载于至正二十年（1360年）夏。如果徐寿辉还没有死，又怎么为他立庙呢？ 关于大佛寺，众多谜题亟待解开。目前，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正在对其进行全面修缮，希望本文能引发考古专家的重视，加强对大佛寺和大夏国遗址的研究，期待大佛寺修缮完成之时，也是大佛寺之谜揭晓之日。

1991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海上丝绸之路”综合考察团，意外地在泉州发现草庵乃摩尼教遗址，消息震惊世界，它被认为是世界上唯一存世的摩尼教造像和寺院。而重庆弹子石大佛寺的新发现，使草庵终于不再“孤单”。大佛寺的规模更大、造像更多，或将更具研究价值。

近日，欣闻重庆入选“中国古都”城市，相信大佛寺之谜的破解，定可为“古都重庆”城市定位贡献新的历史和文化价值。

感谢以下人士为本文写作提供支持与帮助：

海 湖 微信公众号“史影shiying”主理人

张俊杰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

吴 广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范 鹏 重庆市文物考古研究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