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牙塔中人为了拿学位、评职称、报课题，催动“论文市场”竟“需求旺盛”到何种地步。 （人民视觉/图）

日前，北京顺义法院审理的一起非法经营案引发关注：一对姐弟召集代理人员仿效正规期刊进行征稿，并私自印刷“假期刊”，仅用四年时间便代发论文十余万篇，牟利1800万余元。数额之巨大，套路之简单，“标的物”之特殊，都让公众为之瞩目。

这对姐弟在短短四年间便钓得十余万篇论文“上钩”，可见象牙塔中人为了拿学位、评职称、报课题，催动“论文市场”竟“需求旺盛”到何种地步，也堪称一出当代版的“儒林外史”。而姐弟二人之所以招摇过市，恐怕还有一个不得不说的理由：他们的行为除了“无证经营”外，恐怕不少“经营方式”还与时下的正规学术期刊颇多相似之处（如“版面费”）。

在事件曝光后，“学术圈”对此并无大惊小怪。大家“淡定”的原因也颇为简单：假论文并不比假期刊少，不少“客户”甚至是“知假买假”，只求凑够发表指标；真论文难觅发表渠道，水论文甚至假论文往往照样过关，从而降低了正规学术期刊的含金量。姐弟二人固然欺世盗名，但其背后折射出的问题可远远没有“假期刊”这么简单。

无论是假期刊、假论文抑或水论文、水期刊，“假作真时真亦假”的情况都已积之有年，谁都能看到隐藏其中的那根无形巨大的“学术KPI”指挥棒。

中国的论文发表数量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第一论文生产国”，无疑得力于这一学术评价体系的“威逼利诱”。事实上无分文科理科，“炮制论文”“刷论文”“刷引用”“灌水SCI”，乃至“送论文”“学术妲己”“霸占科研成果”等严重程度不亚于此次诈欺事件的学界丑闻，也都早已屡屡发生了。

假期刊固然骗人取利，真期刊（以及收录平台）也未尝不是“争利于市”：无论是中国知网还是国外的爱思唯尔，它们巧借知识资源的牟利行为也不遑多让，也引发了不少知识产权诉讼案件；不少学术期刊从业者借助本身资源搞起了权力寻租，博得最大的套利空间；学者教授扎堆的地方也并非公众想象的那样“一团和气”，往往更可能是“问题成堆”。“自利属性”“自我繁殖”乃至“近亲繁殖”（imbreeding）的弊病是一切组织的内在缺陷，学术界自然也无法自外于这些弊病。

不过，是否应该就此取消目前的学术评价体系呢？对这一评价体系虽有种种诟病，但真要取消发论文、影响因子等客观指标，引发的问题恐怕会更大。那该怎么办才好？恐怕得进一步反思一下这背后的学术生产过剩问题。

大批年轻人涌入学界以求发展，自然也不可能都是为了科学真理而来，恐怕相当一部分人是看中了象牙塔里的种种“便利”。但临到头来不少人惊呼自己跌进了“天坑”：不但知识无法转化为生产力，甚至连知识本身都无处容身（发表难）。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结局？关键在于社会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人来吃学术这碗饭，纳税人是否真的需要这么多论文与期刊。其实答案早就不言自明了：这是学术生产过剩（overproduction）。

正是粗制滥造的大量注水论文，反过来“哺育”对假期刊的“市场需求”。学术评价体系问题只是表面问题，背后则是更大且更棘手的深层原因：学术界的“知识供给”乃至“人才供给”，是否真的反映了社会大众的需求？又是否可以调整自身的供给以适应公众的需求？如果高校、院所、期刊都是公立性质，公众又如何监督其支出用度？

科研机构/高等教育的“体制化”与近代以来的科学革命互为表里，但也造就了许许多多的滥竽充数之徒，水论文与假期刊不过是其表征。早在19世纪中叶，爱默生就痛感“学院憎恨天才，正如修道院憎恨圣徒”。如何有效改进“学术生产过剩”的问题，不仅需要学术评价体系的有效反馈闭环，更亟需社会大众与学术界之间建立有效的“供需互动”。

王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