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2日至7日在国家会议中心和首钢园举办。
商务部副部长王炳南表示,2020年的疫情对全球服务贸易造成很大冲击,但也加速了服务贸易的数字化进程,为服务贸易结构调整和新型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新机遇。我国服务贸易已在全球率先恢复了增长态势。
近年来,我国服贸贸易呈现出什么特点?数字经济将给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哪些变化?后疫情时代,服务贸易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表示,随着消费结构和产业结构升级,我国服务业发展仍存在较大空间。未来5至1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可能提高到55%以上。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迟福林。受访者供图
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
新京报:近年来,我国的服务贸易发展呈现什么特点?
迟福林:首先,服务贸易增速快。2014年-2019年,我国服务贸易额由3.7万亿元人民币增长至5.4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7.8%,是货物贸易增速的2.2倍。2020年,受疫情影响,我国服务贸易同比下降15.7%,降幅低于世界平均水平4个百分点左右;剔除旅行服务,我国服务贸易2020年实现正增长2.9%。
其次,服务贸易结构优化。2019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额达到1.9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10.8%,高于服务贸易整体增速8个百分点。2020年,我国知识密集型服务贸易同比增长8.3%,占服务贸易总额的比重提升到44.5%。
服务贸易逆差也呈下降趋势。2018年,我国服务贸易逆差达到最大值,为1.7万亿元人民币,占同期服务贸易额比重达32.6%。此后逐步下降,2019年为1.5万亿元人民币,占比下降至27.7%;2020年为6929.3亿元人民币,占比下降至15.2%。
数字贸易成为突出亮点。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规模达到1.46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5%;数字贸易占整体服务贸易的比重从2019年的22.3%增至2020年的25.6%。
新京报:从发展趋势看,未来应如何推动我国服务贸易发展?
迟福林:我国服务型消费具有较大提升空间,近年来,我国居民消费结构升级对服务贸易需求也明显增强。可以说,我国经济转型升级蕴藏着巨大的服务贸易发展潜力。
一方面,消费结构升级对服务贸易需求明显增强。到2025年,我国服务型消费占比将达到52.5%左右。另一方面,产业结构升级对服务贸易的需求明显加大。我国服务业发展仍有较大空间。未来5至10年,我国服务业占比有可能提高到55%以上。
此外,我国产业升级与服务贸易发展将深度融合。比如,服务产业数字化和数字产业服务化,有助于推动服务贸易向价值链高端发展。
我认为,在服务业市场开放与服务贸易发展直接融合的背景下,形成以服务贸易为重点的高水平对外开放新格局,关键在于以制度型开放深化服务业市场化改革。制度型开放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改革与开放的内在统一。扩大开放的重点向国内规则、标准等层面延伸,使开放与改革直接融合。二是促进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规则、标准等对接,将使服务业市场开放、竞争政策基础性地位等关键性、基础性深层次体制机制改革取得重要突破,推动建立高标准开放型市场经济体系。
服贸会将助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
新京报:2021年服贸会的举办,将对我国服务贸易发展起到什么作用?
迟福林:服贸会已成为世界分享中国服务市场的重要平台,并助力全球服务贸易发展。例如,2020年的服贸会,尽管有疫情等因素的影响,但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的国际组织、驻华大使馆、境外商协会及机构和企业参展参会。服务贸易前30强国家和地区均有机构和企业参与,共计1.8万家境内外企业及机构线上线下注册参展参会。
同时,服贸会已成为我国扩大服务贸易开放的重要窗口。习近平主席在2020年服贸会全球服务贸易峰会上的致辞指出,支持组建全球服务贸易联盟,支持北京打造国家服务业扩大开放综合示范区、设立自由贸易试验区等政策。目前这些举措都已落实。未来,随着中国服务贸易规模的扩大,服贸会在推进全球服务贸易增长、促进服务贸易合作方面将发挥更加积极作用。
新京报:本届服贸会首次设立数字服务专区,数字经济将给全球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哪些变化?
迟福林:数字贸易呈现快速发展趋势。据统计,目前全球服务贸易中有50%以上已实现数字化,超过12%的跨境实物贸易通过数字化平台实现。随着跨境电商等互联网平台的兴起,数字旅游、数字教育、数字医疗、数字金融等快速发展,改变了以往以商业存在、自然人流动等为载体的服务贸易模式。
从我国情况看,2015年-2019年,我国数字化交付服务贸易规模从1794亿美元增长到2718亿美元,年均增长10.9%,快于服务贸易整体增速1.5个百分点;占服务贸易额的比重由27.4%上升至34.7%,提高了7.3个百分点。
2021年服贸会,以“数字开启未来、服务促进发展”为主题,首次设置数字服务专题展区,还将举办数字贸易高峰论坛和相关的专业会议,全面展示数字化、智能化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新成果,搭建全球数字贸易交流、展示和交易平台;也将围绕大数据、科技金融等服务领域热点话题开展研讨交流。这将对加强数字技术合作交流、努力消除“数字鸿沟”、推动服务贸易数字化进程产生重大影响。
率先在跨境电商等优势领域建立“中国标准”
新京报:你认为中国应该如何参与全球数字贸易规则制定?
迟福林:数字贸易已成为全球经贸规则重构的新兴领域,估计疫情后,全球将加速进入数字时代,围绕数字服务贸易领域的市场准入、跨境数据流动、数据本地化等标准与规则竞争将日趋激烈。
我国应依托数字技术应用大市场赢得国际数字经济合作竞争新优势。要明显提升数字贸易比重。2020年,我国数字贸易规模达1.46万亿元人民币,但占整体服务贸易的比重仅为25.6%,与全球52%的平均水平有较大差距。
完善数字贸易标准体系与政策法律体系。例如,以推动服务业标准化建设为契机,尽快加入数字贸易领域的监管标准;以《电子商务法》《网络安全法》等为基础,细化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为完善数字服务贸易监管提供法律保障等。
打造数字贸易开放新高地和高水平规则“压力测试场”。例如,在上海、海南等开放高地,在确保数据流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积极推动试验区内少量试点企业与国外特定范围内实现数据流动合规,扩大数据领域开放,创新安全制度设计。
同时,更加重视双边、区域自贸协定中数字贸易规则谈判。例如,进一步深化RCEP中数字贸易规则的细化和升级;加快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进程,率先在跨境电商、电子支付等优势领域建立“中国标准”。
新京报:后疫情时代,服务贸易面临哪些机遇和挑战?
迟福林:后疫情时代,服务贸易发展很可能面临更大的保护主义挑战。近年来,贸易保护主义与单边主义抬头,并威胁全球自由贸易进程。在疫情蔓延的大背景下,孤立主义、单边主义、民族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更为盛行,其中国家安全、技术标准、知识产权保护、优先购买本地服务、限制技术服务出口等限制服务贸易发展的措施数量进一步增加。
但同时,疫情也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了机遇,如疫情加速了数字贸易发展;远程医疗、共享平台、协同办公等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催生了服务贸易新业态、新模式。预计到2025年,全球数字贸易占服务贸易的比重将接近60%。
后疫情时代,区域内服务贸易与数字贸易有望实现快速发展,双边、区域服务贸易自由化便利化进程有望实现重要突破。同时,疫情与第四次工业革命的叠加,使全球供应链数字化转型加速,由此带动数字贸易的快速发展。
新京报记者 陈琳
编辑 白爽 校对 陈荻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