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疫情中最“细枝末节”处的连接者

2022-04-28 01:45发布

穿着防护服很难受,“就像跑马拉松之后的失水状态”,那天白天邓少毅没怎么喝水,只吃了一点东西,回家后连喝了四五瓶水。他难以想象,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志愿者,是如何连续这么多天穿着防护服工作的。





4月8日,邓少毅第一次团购来一千斤肉,由社区志愿者一一送达,一直到深夜12点才结束。受访者供图






文丨新京报记者 陈亚杰 杨雪


实习生丨雷欣谣


编辑丨袁国礼


校对丨吴兴发






本文4720字 阅读8分钟




4月13日,家住上海闵行区梅陇镇的刘先生,协助上门的医生对小区居民采样,进行新一轮的核酸检测,从晚上6点半一直忙到10点半。他的身份,是社区志愿者。




上海疫情封控期间,像刘先生这样的社区志愿者还有很多,他们在做着不同的事。“大表哥”张烨(化名)为小区做出了详细的在线文档,记录小区居民的健康状况、物资情况、医疗需求,同时安排团购以及核酸路线等事宜。许女士根据自己所在小区的数据分析,向居委会提出进行更多样化环境检测的建议,做出更有针对性的政策。邓少毅从建筑师变成蔬菜贩子,自己进货然后“零加价”出售,努力覆盖社区一条街的需求。




如果说在上海封控之前,“社区志愿者”这几个字还只让人联想到居委会逢年过节组织的小聚会,或者剪纸种花养生之类活动的话,2022年的这个春天,“社区志愿者”被重新塑造。




在这场前所未有的疫情封控里,具体到最“细枝末节”的某一个小区、某一栋楼的某个门牌号时,社区志愿者发挥出巨大的作用。年轻的人,用年轻的心态和专业的方式,赋予这个身份更多可能。






“大表哥”的在线表格




特别擅长做表格的人,在职场圈子里有一个外号——“表哥”“表姐”。




4月11日,有人在网上晒出自己小区某“阿姨”做的共享文档,从工作日程到核酸检测结果,从拼单列表到送货时间,安排得明明白白。逻辑清晰、配色大方的表格,让“大表姐”一夜爆红,更可贵的是,这样的专业人才,在上海社区的志愿者团体里并不少见。




“大表哥”张烨就是这样的专业人才,两周前加入所在小区的志愿者队伍。“我之前很少参与类似的活动,不太感兴趣。另一方面,我工作也挺忙。”




截至4月15日,张烨所在的小区已经封控了约一个月。封控的日子里,他每天在家里网上办公,除了不能外出感觉略微憋闷,对于这个不善言辞的理工科男生来说,生活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随着封控的时间越来越长,做核酸的次数越来越多,“我就想,自己能做点什么。”




他开始制作小区的线上共享文档,试图进行完整的数据统计。“先是统计在住人员,摸排全小区的人头数,有了这个基础,核酸统计和发放物资就方便多了。”在数据表里,张烨会专门标出核酸和抗原检测结果异常的情况,“一方面,有异常的住户尽量避免下楼,另一方面提醒大家共同监督,最后还有团购后送货上门时,送货人员心里也要有谱。”




线上文档最开始只开放给志愿者团队阅览,到后面,小区所有业主都可以打开看。




在当“大表哥”的日子里,因为帮小区解决了“挺大一个问题”,以及居民们对自己表示感谢的时候,张烨体会到清晰的成就感。




但他也遇到过一些困扰。“我遇到的最大的问题,是有些居民不及时更新数据。这也导致我们在后续安排核酸检测等事项时,会把他们往后放,这让他们有些不满意。”




大家对风险的认知不一样,让张烨有些郁闷,“有些居民认为,既然我还没有确定有阳性或者无症状感染的情况,你就应该把我视作是安全的。但我们志愿者团队认为,‘未知’的风险程度是高于‘已知’异常状况的。”张烨解释说,异常居民需要帮助,所以反而对在小区内部进行数据公布没有太大的意见。




在设计表格时,张烨用最短的时间搭建出框架,但具体字段的设计花费了很多时间。“比如‘异常情况报备’,这个异常,要细分到很多种情况,每个情况对应的风险等级也是不一样的。”张烨详细地将风险从高到低划分为确诊、单采阳性、混检阳性、抗原阳性等类别,“如果打字填,每个人写的不一样,统计起来比较麻烦。”




小区里老年人比例高,是前期推行数据统计的另一个困难。“他们不会用,需要别人帮忙填写。”张烨遇到过各种各样的状况,比如规定了只写数字门牌号的格子,有人填了“XX号”,多出来的“号”字就会导致无法识别,“不太会填表的人刚开始占10%-20%,现在会好一点。”




最忙的时候,除了日常在线工作,张烨还会拿出三四个小时花在这个在线文档上。现在,文档雏形已成,日渐完善,他认为自己的初衷已经得到了实现。“大家能够清楚地看到小区里的风险情况,自我提醒,互相监督,团购物资的时候也有帮助。算是一个小小的成果。”





4月2日,张烨所在小区的志愿者们正准备搬运蔬菜大礼包。受访者供图






志愿者的年龄更均衡了




和张烨一样,30岁出头的许女士也是线上志愿者。在经历过搬运、统筹等志愿者角色后,最近,她将更多的精力放在分析志愿者团队做出的小区“风险地图”上。




许女士会根据“风险地图”中阳性病例的产生特点,并与其他小区社区志愿者交流,及时发现问题。一旦发现可能存在交叉感染的源头,她会和居委会以及街道相关部门沟通,“会提出希望对小区进行环境检测,并根据检测结果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许女士最开始并没有加入志愿者队伍。后来小区阳性病例越来越多,生活上的不便越来越明显,看到志愿者也很辛苦,她开始考虑用自己的经验来帮助小区。




“很多参与进来的年轻人都是类似的心理。” 许女士说,一开始志愿者都是老党员,阿姨们,后来年轻人意识到自己是一分子,也希望社区尽快解封,希望给家人和身边人带来安全感,“但有志愿者在参与核酸检测维持秩序后显示感染了,这导致很多人不愿意再做志愿者了。”





4月2日,许女士所在小区的志愿者们正准备搬运蔬菜大礼包。受访者供图




但核酸检测显然仍是重要的工作,这也是志愿者刘先生主要负责辅助的工作。43岁的他,住在闵行梅陇镇,所在的小区里有900多家住户,从3月12日至今,小区除了3月15日解封过一天外,一直封控。




第一批志愿者从3月12日封控的时候就开始工作,主要以居委会组织的大爷大妈为主。等封控持续到4月,这群人已经基本都干不动了,这也是刘先生加入志愿者队伍的时间。




“我加入的时候,最多不超过10个人。”刘先生观察发现,自己加入前,这支队伍只有二十多岁的年轻人和六十多岁的老年人,自己的加入,“明显平衡了平均年龄”,“现在志愿者队伍快40人了,40人服务全栋楼260户居民,以三四十岁的人为主。”




志愿者人数的增多,主要是为了控制小区居民真正能做到足不出户。“隔壁楼栋没有控制好,情况不太妙。我们这栋楼也有阳性,但是整体正常。这就是我们这40名志愿者的工作价值了。”




刘先生加入志愿者队伍,是被其他人拉进来的。当时居委会缺乏人手,寥寥数人需要面对约2000户居民的各项诉求。“很多人报名当志愿者,居委会腾不出手来,我们就自己管自己。”




他在志愿者队伍里领了辅助核酸采样的活儿,每次居委会通知大家要在某个时间点做核酸,他就穿着“大白”、戴上面罩和手套出动。




刘先生所在楼栋居民为了防止被感染,选择让医生上门采集样本。4月13日晚上6点半,医生到了小区,又一次核酸检测开始了。




“我们有两组医生,至少需要两个辅助的人,辅助工作就是敲门叫人出来,然后给医生打灯。因为晚上楼道里灯光没那么好。”刘先生等志愿者还需要解决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手机信号,“采样时需要通过手机扫码,我们楼道里信号不好,只有电梯口信号还行。最后只能是让医生去电梯口扫码,为了加快效率,在电梯口先扫码,然后逐一采样,保持单向消杀。我们已经尽力在保证效率、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做这个事情了。”




当天晚上6点半到10点半,整栋楼260户500多人完成了这次核酸检测。





4月4日,刘先生所在小区的志愿者们合影。受访者供图






建筑师成了不赚差价的“中间商”




邓少毅原是一名建筑师,他住在上海的老弄堂里,附近没有高楼,有的四五栋小楼成院,有的单栋小楼立在街边,“住户很多、很密集,有不少老年人。”邓少毅所在的楼栋没有确诊病例,他还可以骑着自行车在附近活动。路边的樱花开着,一簇簇,粉粉的,偶尔有一些下楼散步的老人。“可是附近5公里的店铺全都关了。”




“原本以为最多也就封三四天。”4月7日,邓少毅看着冰箱里的食物一点点减少,他有点慌了。碰巧,朋友圈有人发消息说团购到了肉,他赶紧要来供货商的联系方式。对方称冷库里还存了几吨肉,“真的像宝贝似的。”他没有犹豫,赶紧订了一千斤。他算了一下,自己住的街道少说有500人,一人按两斤算,正好是这个数。




第二天,肉运到了,“小区居民看到我团购到这么多肉,都感到不可思议”。他按照原价卖给居民,成了“零加价”的二道贩子。邓少毅联系了社区居委会,后者委托志愿者帮助发肉。发放物资也不容易,为了避免交叉感染,要先叫一个下楼、取走肉,然后再叫下一个,从下午一直分到了第二天凌晨才结束。




一个渠道打通了,另一个就来得快了。有人主动联系邓少毅,说可以买到大米。第二天,邓少毅又买来了240斤大米。这一次,邓少毅也做起了志愿者。他这才知道,社区现在很缺志愿者。





4月12日,邓少毅团购来一批鸡蛋、大米,将一部分留给社区不会线上团购的老人。受访者供图




穿着防护服很难受,“就像跑马拉松之后的失水状态”,那天白天邓少毅没怎么喝水,只吃了一点东西,回家后连喝了四五瓶水。他难以想象,居委会的工作人员、社区的志愿者,是如何连续这么多天穿着防护服工作的。




后来邓少毅又想办法买到了面粉、鸡蛋、青菜。但这些渠道都很难保障,一些渠道说断就断,蔬菜在上海近郊也买不到了。东西也不能太贵,邓少毅联系过一个鸡蛋供应商,30个鸡蛋卖200块钱,“对方说主要是快递费贵。”




邓少毅在社区卖鸡蛋时,有人上来直接说要一箱,360个鸡蛋,“感觉是想囤货的”,邓少毅拒绝了,他将东西都分成小份,鸡蛋30个一份。“现在物资有限,一个人抢的东西太多,别人就没了。”他还留了一些给社区里不会上网团购的老人。




邓少毅将买菜的信息发了朋友圈以后,有人找到他,表示愿意捐赠一批物资给社区里的困难老人,他赶紧接下。他想到可以找社区里的年轻人,“建立一少一老的一对一帮扶,让年轻人帮助不会团购的老人。”说干就干,他在之前的团购群里发布了相关信息,很快就有十几个人报名。




金典典是一名大学生,因为实习在附近租了房子,4月13日她在群里看到“一少一老”的帮扶信息,立马报了名。




第二天中午,第一批物资到了,但怎么确定哪些是需要帮助的老人呢?一个“楼长”提供了一批老人的名单。每栋楼都有“楼长”,多是一些退休的老人,平时义务照顾楼里的老弱人员。志愿者通过“楼长”和询问邻里,确定了第一批需要帮助的老人名单,他们全是独居老人,年龄最小的六十多岁,最长者九十多岁,甚至还有的人身体残疾。




拿到物资后,金典典找到了一个常在小区里帮助他人的志愿者大叔,大叔常常穿着写着“上海黄浦”的蓝色志愿者马甲,他熟悉附近弄堂的情况,带着金典典一户一户去送物资。





4月14日,金典典(图右)将企业捐赠的物资送给社区的独居老人,因为没有防护服,她穿着雨衣外出。受访者供图




另一件让邓少毅担心的事情,是很多志愿者没有防护服。发放物资时,有两个志愿者穿着雨衣就下楼了。2020年,邓少毅做过支援武汉的志愿者,他认识不少上海本地从事医疗器械行业的朋友。但是问了一圈,都表示防护服要从市外发货,“快递费比防护服的费用还贵。”他计划着,能不能在社区内开展众筹,帮志愿者购置一批防护服和消毒用品。




邓少毅在小区卖鸡蛋时,有一个做志愿者的男生帮老人买鸡蛋,然后说,“25.9元,卖给我15个鸡蛋行不行?我自己也没鸡蛋了。”




“原本是要30块的,估计他是没钱了。”邓少毅说,“行。”




资助他们的企业表示愿意帮助更多人。下一步,他们准备再发一批物资给社区里生活特别困难的打工人。




4月15日,金典典忙着写毕业论文,邓少毅在等待新物资,张烨站在阳台上往黄浦江望,这是他现在能走到的最远的远方。明天醒来会是什么样呢?这个问题似乎很难回答,但他们总在期待着,一个不一样的回答。